作者：浙东匹夫
另外，在南直隶内部，凤阳总督马士英，乃至他的至交好友阮大铖，那是一直跟朱树人有仇的，阮大铖的仇尤其深，马士英倒还只是跟朱树人有点挡路争官的小矛盾而已。
江北两淮的明军将领中，跟马士英过从甚密的刘良佐，跟朱树人也有点小过节。加上他们之前已经被福王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前笼络过了。
山东淮北的刘泽清，则是因为此前朱树人救驾不及背负上了一个“纵贼过境”、外加“筹备渡船不及时，导致朱树人没能及时北渡黄河故道、救下先帝”。
这也是一桩了不得的大罪，刘泽清出于对被清算的恐惧，也自然而然选择了向马士英靠拢。
但朱树人也没办法，他救驾不及的事儿，肯定要找个甩锅的，他也不可能拉拢到所有人。
刘泽清历史上就是个保存实力一心割据的左右逢源软骨头，朱树人既然知道历史，非得找个背锅的，当然优先甩给刘泽清了，否则还甩给那些忠义之士不成？
便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南方朝廷终于迎来了大是大非的抉择。
……
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四，崇祯驾崩后大约四十天，也是李自成兵败回北京登基并逃跑后的第五天。
北方的最新变故军情，终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南京，也在此前一天先送到了中都凤阳。
也正是到了这一刻，南京和凤阳的大明文武们，才板上钉钉确认了先帝三子几乎都不可能逃出来了——
李自成撤出北京城之前，绝望中挥起屠刀，滥杀先帝子嗣的行径，在北京城里有不少人都听闻了，并且向外传播，自然也会被南方朝廷派去打探军情的有关人员搜集到，并且以最高优先级回报。
在得到这条消息之前，南京六部构成的新内阁，其实也已经私下里偷偷讨论立新君的问题，讨论了七八天了，只是没敢过明路，也没敢让任何外镇地方督抚知道。
到了这一刻，一切终于可以摊到台面上来说了。
这天一早，南京紫禁城文华殿内，兵部尚书史可法，终于借着内阁当值的机会，默契地召见了其他五位尚书，一起讨论大事。
在大明一朝，南京也是一直有皇宫或者说紫禁城存在的，便是后世的“南京故宫”，只不过到崇祯末时，大多数殿宇因为年久失修，都已倾毁，
仅存文华殿、武英殿、奉先殿、慈禧殿等少数几座主要殿宇还维持着。另外作为门面的奉天门、东华门、西华门都也还算完好。
但是这几座殿宇，也都是办公和举行典礼、祭祀的地方，才有人保持修缮，用来居住的内宫基本没剩什么。
所以历史上朱由崧即位为弘光帝后，长期也是居住在“南京内守备府”，以此作为临时行在，只有办公和举办朝会、典礼才入宫。朱由崧也拨出钱款重修居住性的内宫，但因为他总共也才当了八个月皇帝，就被多铎干掉了，直到南京沦陷，故宫内宫也没修好。
如今，史可法等人，也就仅仅依靠南京紫禁城有限的几座宫殿，撑起内阁办公的架子，让朝廷威仪看起来勉强跟北京一样体面。
“诸位，如今听说太子与诸王都极有可能已遭不幸，这国本大事，可再也容不得迁延了。距陛下大行的噩耗传来，已经整整一月。再虚悬下去，怕是各省也难以跟南京内阁步调一致。诸位有何看法，且畅所欲言。”
史可法率先起了个头，一边说也一边把南京兵部今天刚收到的“听说李自成退出北京时杀害了二王”的小道消息抄本，递给其他诸尚书看。
与会的还有吏部尚书王铎、户部尚书沈廷扬、拟任刑部尚书的徐石麒、礼部尚书姜日广、工部尚书高弘图。这些人里，凡是居于要害部门的，未来基本上也都能列入东阁大学士。
这些人里，其中高弘图在崇祯死时，刚好遇上南京工部尚书出缺，而高弘图原为南京兵部侍郎，如今因为蝴蝶效应，史可法需要提前凑齐六部组阁，前几天刚跟同僚们集议，让高弘图改任了工部尚书——高弘图前些年在北京时，就当过工部侍郎，业务也算熟悉。
而徐石麒也算是老熟人了，他几个月前还在北京当刑部尚书呢，陈新甲被议罪处死时，就是徐石麒办的案。后来的内阁首辅周延儒被崇祯问罪处死，徐石麒在办这一系列的案子中，不太合崇祯的意，就把他贬职闲住。
徐石麒的籍贯是浙江嘉兴人，被崇祯罢免后就南下回老家了，也就比张国维早了一点点闪人。刚到嘉兴老家就传来皇帝死讯了，而南京刑部也缺口比较大，史可法就把徐石麒拉来。但他还没有得到正式任命，只能先挂副职，等将来有了皇帝或者监国，才能正式走完任命流程。
此时此刻，史可法说完后，徐石麒和高弘图根基都不深，名不正言不顺，也就不太愿意就实质性问题开口，核心议题也就是剩下四个人讨论为主。
高弘图只是说了些保险的车轱辘话，劝道：“史阁部还是谨慎些好，诸王遇害，不过是风闻，并无十足铁证，我们身为人臣，贸然定论，将来只怕万一……”
高弘图这话四平八稳，在场其他五大尚书都是名教中人，最讲究“必也正名乎”，当然不会在这上面反驳。
唯有户部尚书沈廷扬，文化水平最低，理论上其文化水平也最不配进内阁，他对名分大义也就没那么敏感，比较实用主义。（大学士毕竟是有学术地位的，所以原本一定要科举出身。花钱捐官出身的人，可以做到户部尚书已经是特事特办了，要做大学士阻力实在太大）
沈廷扬便有些焦急地说：“国本大事如何等得许久？就算消息不确凿，也只能先听史阁部的，议个章程备着！”
高弘图微微白了他一眼，也不反驳，心说你丫的跟潞王是儿女亲家，你沈廷扬的态度能骗得了鬼！
史可法倒是相信沈廷扬不是那个意思，他连忙开口止住了这种无意义内耗：“好了，名正言顺固然重要，但也不必一直纠缠，研文兄（高弘图）所言确有道理，咱今日就先以监国人选为议题，展开后续讨论，暂时不涉及新君人选。”
皇帝位置虚悬时，先立一个宗室为监国，也是有先例的。
当初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于谦等人一开始也是先立其弟为监国，后来英宗一直没回来，还被也先拿来要挟叫门，于谦等人才把监国正位为君。
如今先立个监国过渡一段时间，等等崇祯的儿子们万一能逃出来，也算有个缓冲，也等于是“公示期”。
要是监国都公示了几个月了，崇祯的儿子也不出现，那就等于“注销之前已经登报请债权人确权了，是债权人自己不来的，等同放弃债权”。
这话很公允，自然没人质疑，六部尚书全部答应，史可法也算先推进了一个小目标，把信心建立起来了。
很快，史可法就把问题推进到了戏肉上：“那诸位以为，如今何人适合监国？”
史可法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看向礼部尚书姜日广。姜日广也知道，礼部管伦常，所以基本讨论范围必须由他来给定。
姜日广便当仁不让地说：“依照伦常礼法，自然是福王殿下与大行皇帝血缘最近。
另有惠王，亲疏远近一般，只是长了辈分。且惠王殿下公然礼佛多年，遣散妃嫔，恐无心于此国难之秋监国。
最后，潞藩较福、惠二藩稍远一辈，但去年陛下曾命其代天祀祖，似有以其执掌宗室诸务之心，只是此后未有明诏。且素闻潞藩有贤名，故而大行皇帝才会在告慰凤阳祖陵祖庙时舍近而求远。也不妨将其列入讨论，以告慰大行皇帝。”
姜日广这番话，也不完全代表他本人的意思，其实背后自然有东林档和一众南京主流文官的压力——
历史上，东林文官也害怕福王为了当年老福王的事情清算他们，重新重用阉档来反攻倒算，所以找各种借口扯福王后腿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很多理由实在不像话，最后也没有得逞。
谁让史可法这人还是比较正直，讲原则呢。
第三百四十章 不知先帝口谕能不能算遗诏？
一番简单短暂的试探，“拥戴哪个藩王临时监国”这个问题，就很快收敛到了只剩最后两个选项，福王和潞王。
这也很正常，毕竟原本历史上，主要也是这两人竞争，最多再加上一块史可法后期想尊重伦常纲纪而调用的遮羞布桂王——但如今这一世，因为朱树人带来的蝴蝶效应，桂王全家都在衡州之战中因为乱指挥乱压榨当地明军，遭到反噬，被张献忠杀光了。
而瑞王等选项，也跟原本历史一样死了。
所以，史可法连找遮羞布权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只剩了福王和潞王，退路已经彻底堵死。
在座的衮衮诸公，虽说并不全都是东林一脉，但能在南京六部厮混，多多少少跟东林都有关系——事实上，到了崇祯末期，“东林”这个概念已经被极大地滥用扩大化了，正如当年的“阉党”，也一度被扩大化滥用。
明末的党争，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把另一派弄下去之后，什么斩草除根的毒手都能下，
所以能在天启朝当官的，几乎都得披上阉党的外衣，哪怕原本不是也是了。
而到了崇祯朝，随着魏忠贤党羽覆灭，剩下的人不是东林党的也得装作跟东林有点关系，最后就满朝东林了，其实人还是那批人，无非换层皮假装投靠了另一派系。
大家多少都有点东林的干系，自然要担心福王为了当年他父亲老福王跟光宗争太子之位的恩怨，清算东林众人当年力挺光宗的旧仇。
怕的并不只是清算真东林，而是怕有人借着清算真东林的机会，搞随心所欲的扩大化打击。
哪怕福王跟崇祯的血缘关系确实比潞王更近一辈，东林文官也要想方设法枉顾这个事实，找点借口出来。
史可法还算是比较有节操的，这些话他本人也说不出口。
高弘图和徐石麒调任不久，不便出头，而姜日广作为礼部尚书，刚才起了高调子，也不好立刻说那些例外的话。沈廷扬倒是有点动机，但他文化水平太差，一圈看下来，也就只有吏部尚书王铎唱白脸了。
王铎一阵无语，只好当这个恶人，提出：
“值此国难之秋，非比太平岁月，监国之人必须有才干，有聚拢人心之德望，方能度过时艰。福王虽伦常较近，但在藩时，忠孝贤名似乎……史阁部，还是要慎重呐。老夫执掌吏部，对藩务不是很了解，你们慎重便是。”
王铎这番话，说得闪烁其词，也是又想怂恿别人上，他又不想担太多责任，话说一半，又说自己不是很了解情况，只是提醒一下，让了解情况的人去具体讨论。
史可法听了后，倒是比较公允，他觉得所谓藩王是否忠孝贤明贪淫，平时也不太看得出来，拿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攻击福王，还是有点不厚道。
虽然历史上，史可法最终跟马士英说过“福王七不可立”，但说良心话，大部分是别人攒局凑数的。史可法本人想到的核心理由，其实就一条，那就是指责福王还是藩王时，便“干预有司”。
虽然《明史》没记载福王具体怎么干预有司了，但考虑到史可法的人品，后代研究者倒也觉得，福王在崇祯死前那段时间，多半是真的干预有司了，
毕竟从后来的结果来看，福王确实是有野心的，二来他在崇祯刚死时，就结交到了一些地方藩镇武将的支持，如果完全不跟官场、武将结交，他怎么可能这么快获得支持？
而且史上攻击福王的那七点，唯有这一点是史可法亲口亲笔指出的，要是没有点根据，史可法犯不着这样糟蹋自己名声，要是肯糟蹋，早就连另外六点一起糟蹋了。
当然，不管历史上的福王，在崇祯死前，干预有司的具体情状如何，这一世，因为朱树人的蝴蝶效应，他确确实实落下了一个实打实的干预有司——
就在崇祯死前最后一两个月，朱树人的部队北上救驾前夕，闯军南路军的刘芳亮部队，从河南攻打山东、河北，当时又攻破了归德府，知府、同知梁以樟、颜则孔弃城，率军突围逃跑，
亳州守将以及奉命救援归、亳的淮北藩镇刘良佐，也都有弃地和避战不救的罪过。崇祯当时还下令要追责这些人。
（注：不清楚的，跳看的，可以回去232章考古）
当时，福王朱由崧就看在梁以樟等人，在前一年他和潞王叔逃到商丘避难时，曾经庇护过他们，有点恩情，于是大包大揽从合肥去凤阳，找到凤阳总督马士英，托人情庇护梁以樟、颜则孔和刘良佐。马士英也卖了他这个面子。
朱由崧敢这么干，估计也是当时已经看明白了，崇祯很有可能要完蛋了。事实上他这么干之后，崇祯也确实没活满两个月，
朱由崧这番请托人情，也让凤阳周边几个府的地方官和武将，对他感恩戴德，觉得是福王殿下明察秋毫，截胡了陛下滥追责问罪的乱命，保住了几个失地败军之将。
经过这事儿，朱由崧人心倒是收买到了，但他显然也落下了一个比原本历史同期，更加确凿无疑的罪证：他实打实地“干预有司”了！
干预具体手法，就是劝阻凤阳总督马士英执行崇祯下达的“问罪梁以樟、刘良佐”等人的旨意！这是抗旨级别的“干预有司”！
虽然从结果来看，这个干预体现的是“仁厚”，是保人救人，也确实收买到了人心，而且只是打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差，当时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但法理上就是干预。
哪怕他觉得，几个月之后，这个位置就该他坐了，但提前越权，就是会落人把柄的。
偏偏朱由崧也是没办法，他毫无官场根基和势力，眼看崇祯要死，他多拉一两个督抚和武将作为后盾，也很正常，显然是经过脑子权衡后的决定。
朱由崧很清楚，他那位堂叔倒是什么都不用做，可以以软弱仁懦示人，而且血统也比他远——但他堂叔命好啊！没生出儿子，断子绝孙，只有一个女儿，还嫁了个手握二十多万兵马的总督！
就算朱常汸没有野心，朱由崧不敢赌朱常汸没有野心，他必须预做准备。猜疑链这种东西一旦启动，不是说对方表现得人畜无害，另一方就能收住手的。
……
六部重臣中，史可法对于朱由崧“干预有司”的具体表现和细节，算是最了解的。
谁让他在当南京兵部尚书之前，就是从如今马士英那个位置上挪过来的呢，在安庐和凤阳的明军之中，史可法的眼线是最多的。马士英刘良佐和朱由崧的小动作，他也就都有所察觉。
既然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史可法自然不屑于再去捕风捉影栽赃，于是他就只攻击这一点，把上述“福王干预有司”的作风瑕疵，跟其他五部尚书都说了。
“……是否贪淫、不忠不孝，暂且不论，这干预有司，越权擅断，却是几乎实打实的。如今的问题，只是这个罪过，是否能影响到血缘伦常、足以决定是否让其监国的程度，有没有那么严重。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其余众尚书听了之后，也是反应不一，好几人精神一振，王铎执掌吏部，对于朝廷权限法度最敏感，当下就表示了这个罪过可是不小。
礼部尚书姜日广，则摸着胡子犹豫：“干预有司确凿，着实不是小事。但只靠这一点，就推翻伦常亲疏远近，怕是还不太够。
毕竟如果按照伦常，福王确是陛下殉国后，血缘最近的藩王了，说起来他也是提前了一两个月滥用权力……如果我们不追究，却也没人会去追究。此事毕竟还没闹大。”
史可法觉得姜日广这番话有些滑头了，按说众人当中，他史可法相对而言并不算怕福王掌权的，其他五人至少有三四个比他还担心这事儿。
但姜日广却要撇清责任，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别扭。
好在，这一次史可法还没开口，倒是一个一贯以读书少、学问差著称的同僚，很有担当地开口了。
户部尚书沈廷扬颇有侠气，忍不住说：“姜部堂！你这番话，口口声声朝廷礼制，可那些礼制，是选新君、定国本才用的。
但我们如今讨论的是选监国，又没哪条大明律法祖制说选监国也一定要按伦常远近！选监国时选贤有问题么？再说了，你说福王也不过是稍稍提早动用权限，那我倒要问你，难道福王为刘良佐、梁以樟开托、找马士英疏通时，他就能预言陛下诸子也会横遭不测不成！
毕竟要是大行皇帝诸子但凡有一个南来，那就轮不到他福王对国政指手画脚了！”
沈廷扬这人商人出身，比较抓实质问题，也不跟人掉书袋，他这番话糙理不糙，史可法、王铎一听，也觉得甚有道理。
对啊，咱是选监国，没说监国也要按立新君的标准来选。
史可法不由点头称是：“沈兄这番话，倒是颇有启发，确实，咱只是选监国，监国以贤，并无问题。值此乱世，监国最重要的是稳定人心，不干预内阁运作。潞王虽然仁懦，却也因此能让人安心，天下人都知道他不会干预有司。
自古监国之道，便在选贤任能，垂拱而治，齐桓公得其人，遇事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不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这番话大义凛然，谁都挑不出错来，因为按照儒家的政治理论，皇帝或者说君主，最重要的就是兼听则明，外加识人用人，至于具体做事，那是不需要皇帝的，皇帝只管用好人。
魏文侯跟田子方吃饭时，听出编钟的音律不准，指出了哪个钟音高了，应该再让铜匠锉一下，田子方就教育他：
孔子说了，君子不器，人君不该觉得自己在任何专业技能上强过专业人才，人君应该是选出最专业的人才去做专业的事情，这样才不会刚愎自用越俎代庖。
否则不就跟后世足协行政官员指挥主教练一样了么。（君子不器不是说君子不能有技能，而是君子要保持谦虚，哪怕有技能，也不能觉得自己比专业人士更有技能，要信任专业人士）
姜日广被史可法这么一总结，也不好再说什么，反正今天这场会议的过程，将来就算流传出去，也不会有他什么责任了。最多就是潞王真上位的话，他可能不太捞得到好处，但只要四平八稳也就够了。
史可法又扫视一眼全场，觉得大致算是有了统一意见。
而王铎见大势已定，也补充了几句锦上添花，算是同时对史可法和姜日广说的：
“史阁部，姜部堂，有句话，老夫也是突然想到。如若真要选贤，光这干预有司一点，怕是还不太够用。其余德行诸事，按说是该礼部管的，但姜部堂若是管不过来，事多繁杂，不如再临时商议一个礼部侍郎，专管此事。”
史可法和姜日广对视一眼，知道王铎这是要拉个人干得罪人的事情，便由史可法问道：“王阁部可有合适人选？”
王铎眼睛一眯：“钱谦益如何？他虽赋闲三年，资历倒也足够。”
历史上，钱谦益在崇祯殉国前后重新被拔擢官职，就是为了利用他的士林地位，拥立造势。钱谦益一开始也是倾向于拥护潞王的，为的就是东林利益，后来马士英拥立了福王，他又去通过阮大铖跪舔，两边讨好。
另外说句题外话，历史上最后多铎打到南京城，群臣投降时，便是王铎跟着钱谦益一起领衔投降的，两人私交本就不错。
如今，却是因为蝴蝶效应，看到史可法公事公办只肯拿“干预有司”这一点证据确凿的理由否定福王，不肯歪曲事实多泼脏水。
王铎怕不能板上钉钉，姜日广又怕担责任，那就把钱谦益单独拎上来，弄到礼部当姜日广的副手，专门负责那些捕风捉影的泼脏水工作。
要是最后事情有变，比如泼了半天脏水福王还是上位了的话，大不了王铎他们就抛弃钱谦益这颗棋子好了，把锅都推到钱谦益头上。
其余几个尚书，除了沈廷扬之外，也都对王铎的避险心思心知肚明，没说什么。
史可法想了想，也不反对王铎的人事调动建议。如今没有监国，起复一个侍郎，还不是他们内阁讨论就临时决定了。
商量好了之后，史可法便遣散了众人，让大家各自按计划行事。他也要考虑，如何筹备把潞王迎接到南京来监国的事儿。
其他人走后，沈廷扬倒是单独留了下来，找了个机会，私下对史可法说：“宪之，你不觉得觉斯（王铎）他们的手腕……有些贪多务得、舍本逐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