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好凶猛 第487章

韩时良与杨麟天宣年间在京畿禁军里就已经是名声鹊起的将领。

赤扈南侵时，王禀与其时接替蔡铤执掌枢密院的汪伯潜主持京畿防务，主张设四镇防御使加强京畿外围防御。

最终杨麟随胡楷赴蔡州，韩时良则随杨茂彦以及当时还是鲁王的绍隆帝出镇魏州——当时徐怀也是在出任蔡州防御使的胡楷麾下任将，出知新置楚山县。

从此之后，楚山逐渐崛起于世人之前，韩时良也一直以潜邸系中坚干城的面目为世人所熟知。

绍隆帝登基之后，杨茂彦、汪伯潜、葛伯钰、葛钰以及魏楚钧等人再得宠信，也始终未能动摇韩时良在潜邸系的地位。

逃京事变发生后，韩时良最终选择留在淮东，甚至在颍州会战时，亦同时出兵渡淮北上，将平燕宗王府的一部分兵马牵制在徐州、泗州，分摊司空府在颍州、亳州所承受的压力，但也都没有几人会相信韩时良最终会背叛绍隆帝，跟京襄（楚山）走到一起去。

而韩时良也是赤扈南侵以来天下有数的名将之一。

自统兵前往魏州之初，韩时良率部在太行山西麓组织兵马抵御胡虏，就立下赫赫战功，之后率部护卫鲁王、杨茂彦等人南撤，与胡虏大小数十战，也是败少胜多；两次淮南会战最终都能获得胜捷，韩时良两次都能率部成功守住寿春，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关键性因素。

逃京事变发生之后，潜邸系遭到一定程度的清洗，但朝中仍然有一部分官员相信绍隆帝仍有亲政的机会。

最为关键的原因，不是葛伯奕、葛钰、魏楚钧一系率部占据浙西，也非高峻阳、高峻堂一系与司空府向来不睦，而是韩时良在逃京事变后仍然牢牢坐在淮东制置安抚使的位置上。

在收复河洛、郑汴等地之后，司空府重新回过头来权衡、梳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淮东实际上要远比东川、西秦敏感得多，甚至都比葛伯奕、葛钰以及魏楚钧、罗望等人暂时窃居的浙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朝中有人倡议还都汴梁，史轸、韩圭等人就有意无意将矛头指向淮东，就是想看，或者迫使韩时良做出反应，然后司空府再予以应对。

史轸、韩圭都没有想到韩时良的反应会是如此干脆利落。

陈子箫乃是行军军师祭酒，实际主持军情参谋司，地位已在其他都统制之上，军中也仅有徐武碛、王举二人能在资历上稳稳压过他一头。

韩圭此时更是徐怀身边最为核心的谋臣。

徐怀着陈子箫、韩圭二人同时代表他跟随韩确前往楚州面见韩时良，也是充分表现他对韩时良统兵坐镇徐州的极大期待……

第二百五十七章 龙武军

九月中旬，徐怀以司空、枢密使，韩时良以淮南东路制安抚使、龙武军都统制的身份，同时上表奏请裁撤淮南东路、寿濠行营，并置淮南路，荐邓珪出任淮南路制置安抚使兼兵马都部署，顿时间在襄阳掀起轩然大波。

在徐怀的奏表里，同时还对天下兵马部署进行新的调整。

首先将水军力量调整为两大部分：

荆州水师、建邺水师合并为沿江水师，主要负责长江中下游及浙东路、淮南路南部沿海地区的河防海防；沿江水师下辖四都水营，编一万两千水军，分别驻于荆北鄂州、江东扬州、江东建邺以及江东崇州（扬、泰、崇三州从淮南路划出，划入江东路）。

信阳、颍州、寿州水师合并为沿淮水师，下辖五都水营，编一万五千水军，分别驻于陈州、信阳、寿州、楚州及徐州。

两支水师皆独立设制行辕衙署，沿江水师衙署驻于建邺，沿淮水师衙署驻于寿州，分别以余珙、许凌为统制官；水师衙署主要负责水师军政、操练及战船修造等事务，作战节制权则由水师驻地的军事主将掌控。

这主要也是当世水军作战，以辅助陆地步骑攻防为主，还没有真正意义上从陆地阵战及攻城拔寨等战争形态中剥离出来。

寿濠等地并入淮南路，行营裁撤之后，宣武军第一、第二镇会进行适度的缩编，接受淮南路兵马都部署司的节制，主要驻守寿州、楚州，负责与驻于寿州、楚州的水师力量，共同建立淮河中下游的第二道缓冲防线，也负责支持河淮腹地的战事。

也是为了尽可能压缩军资开销，将钱粮用于加快地方农耕生产的恢复，淮河以南诸州县相对安全后，地方守兵也将适时缩减到两万人马以下。

而在河淮地区的驻防部署，除了保留河洛、京西行营，原寿濠行营所负责驻防的宋宿等州并入京南行营外，还将新置徐州行营，以韩时良为都统制，率领龙武军进驻，辖淮河下游以北徐、海、泗三州防务，主要负责对徐海北部济沂等地的敌军作战。

徐州行营除了将在韩时良旧部龙武军基础上扩编为四镇四万八千战兵外，还将调沿淮水师第五都水营入驻徐州，从地方额外征募两万守兵补充城寨基础防御、还将征调两万诸路州府轮戍兵马，一并接受行营节制。

正式接受司空府直辖后的徐州行营，将保持九万余众的战守兵规模，一举凌驾于京西、京南行营之上。

为了保证顺利过渡，司空府除了将张雄山从河洛调到徐州，出任徐州行营军事参谋、组建行营军情参谋院协助作战、筹办军事指挥学堂外，徐州行营长史、司马等主要官吏以及诸将统制，还继续任用韩时良旧部。

其他方面要说有所不同，那就是龙武军新增编的两万兵马，包括新补充的基层武吏，都从司空府所辖辎兵中里征募；后续龙武军作战产生伤亡，也都由司空府负责统一补充缺额，军功赏罚也遵照司空府的规令统一行事。

司空府也不管两封奏表在襄阳掀起多大的波澜——上表也仅仅是履行一下既定的程序，随着韩时良率原龙武军主力兵马以及余珙率沿淮水师第五都水营进驻徐州，新的兵员以及大量的兵甲、战械、粮秣等物资，都源源不断往徐州调拨而去。

两次淮南会战，虽说淮南东路都不是赤扈人东线重点攻伐对象，但这些年来对淮东的袭扰从来都没有中断过。

特别是淮东失去对淮河下游河道的控制权后，赤扈人对淮东的袭扰，无论是从持续的时间上，还是从穿插渗透的纵深上，都远超以往，令淮东的农耕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

逃京事变发生时，葛钰率部撤出扬州也不忘大肆劫掠一番。

此时的淮东，已经不再是繁荣富庶的鱼米之乡，而韩时良这些年南征北战，麾下有一批勇将悍卒，却缺经济筹措之吏——以往也主要依赖于杨茂彦、魏楚钧等人筹措粮草、治理地方，韩时良想插手也没有机会。

因此龙武军这两三年间在淮东日子过得实在是窘迫。

虽说陈子箫、韩圭代表司空府前来楚州，商定龙武军移驻徐州之后，将卒之俸饷、营舍、防垒之建设、伙食供给以及兵甲军械装备，皆由司空府负责供给，标准会与天雄、靖胜、宣武、骁胜四军一致，但龙武军广大将卒是心存疑虑的。

当然了，龙武军将卒也不是担心俸饷、食宿会差，他们刚刚归属于司空府辖下，哪怕是笼络人心，相信司空府也不会急着在这些方面进行盘剥、克扣。

不过，龙武军不仅不是司空府的嫡系，甚至一直以来都被视作绍隆帝及潜邸系的嫡系兵马，司空府会不会真将最精良的兵甲战械拿出来，加强龙武军的战斗力，而非暗行削弱之策，龙武军将卒还是普遍心存疑虑的。

不过，随着一船船兵甲战械运抵徐州，龙武军将卒心存的疑虑很快就打消了。

两万套铠甲，其中一万五千套乃是从历次作战缴获中挑选出来的良甲，五千套乃是司空府近年才批量制备的新两裆甲。

新两裆甲形制与传统的两裆铠类似，肩臂及下襟围护，主要还是采用传统的甲片连缀而成，但胸背部位皆采用薄铁板整体冷锻制备，防护性能已经不比以往千金难求的瘊子甲稍弱。

司空府一次就拿出五千套新两裆甲补充给龙武军，直接突破龙武军将卒的想象。

而且这批铠甲，不管是新两裆甲，还是从敌军手里缴获的铠甲，都没有提前装备从云阳、泌阳等地新募的兵员，而是统一运抵徐州后，由行营负责分配——特别是新两裆甲，张雄山也是主张优先装备龙武军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卒与基层武吏。

司空府能批量制造铁脊弩之后，军中已经逐步淘汰旋风炮、投石弩车等传统的战械，这次也是直接调拨五十架铁脊重弩以及一百辆三联铁脊弩车给徐州。

三联铁脊弩车可远射三百步，洞穿两重札甲或冷锻甲，或许威力并不见得比传统的三弓床弩强过多少，发射速度同样缓慢，但三联铁脊弩车的重量已经控制在四百斤以下，尺寸也仅有传统三弓床弩的一半，可以灵活进出战场。

同时铁脊弩以特制的簧铁为弓弩、以细铁线绳为弦，不仅抵挡敌军近前破坏的能力倍增，还适用于潮湿的雨季作战，早非传统的三弓床弩能及。

铁脊重弩的有效射距并没有提高多少，但可射重镞，对城防建筑的破坏能力，已不在中小型投石机之下，也可以改装发射石弹、火油罐。

又因为铁脊重弩无可比拟的轻便性，司空府才果断决定，采用铁脊重弩逐步替代传统战械投入战场。

战马依旧是司空府最紧缺的资源，但这次司空府还是一次调拨两千匹战马给徐州，另调拨五百副马铠，以供行营独立组建一支重甲骑营。

绍隆帝登基之后，虽然朝堂也是优先将战马供给龙武军，但受限于与大理国规模有限的茶马榷卖贸易，还要给宿卫禁军及葛钰所部分走一些，龙武军每年能得三五百匹战马的补充，甚至都还不够折抵日常消耗的。

龙武军长期以来，仅韩时良身边保持四五百人的侍卫骑兵编制。

司空府现在除了独掌与大理国的茶马榷卖，除了西燕郡王逐年扩大战马输入外，群牧监也渐成规模，每年能供给两三千匹优良战马，此时正将汝颍之间的洪泛区改建马场，大幅增加优良种马的引进。

因此司空府战马资源再紧缺，还是要比龙武军宽裕得多。

陈子箫、韩圭前往楚州，也是约定保证龙武军维持两都骑兵的编制，除了这次一次性调拨两千匹战马外，往后还会根据操练及作战损耗，每年补充三到五百匹不等的优良战马。

此外补充的都是常规兵械弓弩，但经过这次补充，龙武军不仅规模得到扩大，战斗力也得到实质性的跃升，至少不再畏惧与平燕宗王府的主力兵马，在徐海地区会战了。

原龙武军近三万将卒随韩时良进驻徐州，按照约定，将卒家小都要留在楚州。

司空府也是直接举荐姜燮出知楚州，主持对原龙武军将卒家小授田安置等事。

原龙武军南征北战这些年，又经历两次艰苦卓绝、伤亡惨烈的寿春守卫战，直接授田也完全有资格的。

授田所需的五十万亩耕地，一方面对楚州进行清田，征没私占，一方面由司空府出资在楚州进行赎买，又或者从寿濠扬庐等州清查充没的官田里拿出一部分耕地进行置换。

而在授田有所收成之前，司空府还将分别调拨上百万石粮食、数十万套服被等物资，对将卒家小进行救济，确保将卒家小初步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龙武军将卒的后顾之忧。

而司空府前期对徐州行营的要求也不高，完成龙武军的扩编整顿，一步步加强对徐海外围地区的争夺与控制，对盘踞济、沂等州的敌军保持军事压迫，耐心等候新的会战时机的到来……

韩时良二子韩确、韩举，徐怀也是直接推荐他们进泌阳高级军事指挥学堂先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随着战争节奏的放缓，司空府除了推进诸多工造项目上马，加强屯辎兵梯队建设，加强陈颍及河洛等地的屯垦建设，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以泌阳高级军事指挥学堂为首，加强各级军将武吏的培养，特别是诸路州府轮戍军将武吏，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要选入各级军事指挥学堂学习，军营之中也普遍开设扫盲班、脱盲班。

以往京襄（楚山）能绕过士绅乡族，较好的掌控地区，一方面是从早年励锋堂开始，徐怀十数年如一日坚持培养基层武吏，一方面是之前直接掌控的地域有限。

然而在逃京事变之后，司空府想要真正掌握江东、浙东、荆北、荆南、江西等核心地区，不是说将王番、刘衍、徐心庵、郭君判等人派出去担任制置安抚使、兵马都部署等要职就万事大吉了。

不要说控制地方了，就算是真正掌控诸路州府轮戍兵马，并将其打造成一支能打硬仗的兵马，也绝非派遣三五大将执掌诸路兵马都部署司就可以的，还需要数以千计、心向司空府的成熟武吏。

人的培养其实是最耗时间的，较为聪颖、勤学之人，至少也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脱盲，后续还要进行各种军事及工造知识的灌输，一名合格的基层武吏，退出现役之后又能参与地方治理，至少也需要两三年的持续培养。

而培养的过程，除了提升基层军将武吏的个人能力外，同时也在巩固、加强他们对司空府的向心力、凝聚力……

对徐州行营，司空府会保证韩时良及嫡系将吏掌握行营的军政及作战指挥权，但也要求由司空府的人手出面组建各级军事指挥学堂，要求行营的中高级将领，需参与泌阳高级指挥学堂的轮训。

龙武军长期以来都是绍隆帝及潜邸系的嫡系兵马，虽说韩时良做出选择，但那么多军将武吏思想不可能一下子就扭转过来。

司空府要履行承诺，要在龙武军身上做出示范效应，就不能粗暴的打散、压制龙武军原有的军将武吏；同时后续对赤扈人的作战，龙武军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支主力。

不过，司空府当然也要采措一些措施，至少要避免日后龙武军会成为阻碍……

第二百五十八章 莫及

虽说司空府暂时没有再度发动大规模会战的意图，但不意味着各条战线会保持缄默。

赤扈南侵十数年间，河东、河洛、河北等地的义军，虽说构成复杂，虽说屡遭清剿打击，虽说不断有义军队伍被歼灭，或承受不住压力与诱惑投降赤扈人，但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从来都没有断绝过。

早年徐怀就以行营的名义，坚持派人深入敌战区，联络抵抗义军，力所能及的提供支持。

却是绍隆帝登基之后，虽说同意将南阳、襄阳、荆北四县等地并入楚山，成立京襄制置安抚司，但为了限制京襄，枢密院开始直接接管联络敌占区诸路抵抗义军之事。

然而汪伯潜主持下的枢密院职方馆，能对敌战区义军提供的支援极为有限，却又迫不及待的期待义军发挥牵制赤扈人的作用，册封了一大批空头将军，然后就无视诸路义军实力弱小、补给困难的现实，下令诸路义军人马发动大的起义，去攻打敌占区的各个关隘城寨，令各地的抵抗义军受到极大的破坏。

逃京事变之后，司空府统揽军政，才将相关工作重新纳入军情参谋司辖下抓起来，但已遭受的破坏无法弥补，很多工作都需要从头开始。

好在接连的大捷，也再次鼓舞了敌占区抵抗义军及群众的士气。

现在整个河淮战区划分为河洛、京西、京南及徐州四大行营辖管，联络及支持诸路抵抗义军的工作，也都具体分别划归到各个行营的军情参谋院执行。

河洛主要联络崤山以东以及中条山里坚持抵抗的义军，京西行营则遣人深入王屋山、太岳山、吕梁山联络抵抗义军；而徐州行营则主要联络泰沂山区的义军。

泰沂山脉包括泰山、沂山、蒙山、徂徕山等山，连绵不绝的盘亘于齐鲁大地的中部地区。

虽说平燕宗王府目前还控制着泰沂山脉以南的济州、沂州等地，但随着几次大的会战失利，对泰沂山脉纵深的控制日益被削弱。

也因为几次大的会战失利，平燕宗王府进一步加强对齐鲁大地的盘剥压迫，不堪其苦的民众反抗活动也再次活跃起来。

张雄山以参谋军事赴徐州，组建军情参谋院，随行人员主要负责各级军情指挥学堂的筹建工作。

不过，对泰沂义军的联络，并没有要绕开龙武军另起炉灶的意思，司空府也明确要求从韩时良旧部挑选一批斥候、哨官充实军情参谋院的队伍，在韩时良、张雄山的双重领导下从事相关工作；愿意接受收编的义军，也都归徐州行营辖管。

徐海地区与泰沂山区虽然还隔着赤扈人占领的济州、沂州，但平燕宗王府担心侧翼的安危，根本就不敢将主力兵力部署在南线。

整体来说，平燕宗王府在济州、沂州以守御重点城池为主，部署四万多兵马，相比较徐州行营所辖的九万战守兵已居极大的劣势之中。

这时候敌军不要说完全封锁泰沂山脉以南地区了，甚至都无法阻止徐州行营的小股精锐人马渗透进来。

因此行营联络仍坚持在泰沂山区抵抗的诸路义军，并非什么难事，难的是后续工作的开展。

龙武军旧部斥候及各级哨官，以往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对敌军动向的侦察及刺探上，联络义军也主要是封官赏爵、诱之以利，但对敌后潜伏及群众动员工作以及对义军日常活动的具体支持、增援，却都是一抹黑。

选入军情参谋院的武吏，可以说是徐州中级军事指挥学堂的第一批学员，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紧急培训之后，也是陈满、唐渊、虞谟等人亲自带队，深入泰沂山区，进驻几支前期就恢复联络的义军营地，参与义军的日常生产及作战，深入了解义军当前所面临的处境，因时制宜、深切实际的提供建议与帮助。

陈满原为朱仙镇军寨守将，汝颍会战期间投附楚山，之后就一直在军情司任事；唐渊等人则是洞荆联军接受招安之后就秘密接受军情司的策反，一直潜伏在孙彦舟、胡荡舟等人身边，接受军情司的指导、领导也有好些年头了，都可以说是军情司的老人。

在颍州大捷后，除了杨霁、韩云昆等将率领起义人马组建骁胜军第三镇外，唐渊、虞谟等原归德军潜伏人员则大多编入军情司加强军情参谋司的工作。

进入绍隆十年，在条件初步成熟之后，徐州行营便进一步安排这些武吏率领小股精锐，深入泰沂山区，与当地的义军及群众配合，在济、沂以北的敌占区展开游击袭扰作战，进一步削弱赤扈人对齐鲁中部地区的控制力，这也是未来收复整个齐鲁大地的关键铺垫。

相比较而言，河洛行营及京西行营，对崤华、中条山及王屋山、太岳山等敌占区的渗透、联络工作，要更为顺利、彻底。

在进入绍隆十年之前，赤扈人及降归汉军，看似还牢牢控制潼关、平陆、垣曲（轵关陉）、沁阳（太行陉）、共城（白陉）等关键关塞城池。

不过，河洛行营、京西行营重点联络崤华、中条、王屋、太行山南麓诸山的义军队伍，派遣大量的人员去加强、发展义军队伍，加强对敌占区腹地的袭扰，也克服一切困难，肩挑背扛，将一批批兵甲战械以及紧缺物资送入山中，更派出大量的匠工，加强义军在深山之中的营地建设以及自身的生产能力。

进入绍隆十年之后，一支支经过加强之后的义军队伍及山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潼关以及敌军在黄河北岸所占据的几座门户城池孤立起来。

与此同时，河洛及颍水、蔡河及涡水、泗水沿岸的屯垦工作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方面是恢复这些地区的农耕生产，恢复颍水、蔡河、涡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设，一方面将高达两百六十万的民众，主要以屯辎兵的形式重新进行组织。

一直以来，司空府（行营、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阳、荆北等地较为彻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绅宗族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被战争摧毁。

包括荆北地区也是被洞荆联军犁庭扫穴般梳理过一遍，桐柏山里更是最早就被匪乱清理过一遍。

南阳、襄阳虽说没有直接经历战乱，但十数年来除了始终摆脱不了唇亡齿寒的危机外，徐怀执掌数万精锐驻扎一侧，也是当地无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势力的关键原因。

士绅宗族大规模从南阳、襄阳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邺等地形成一股反对新政的势力，但在逃京事变后，也被徐怀无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晋庄臣父子等一批人被处以极刑外，还有数千与晋家有牵连的南阳士绅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后续司空府在寿濠光州等地完全以乡司执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这些地区被战乱摧残得更为彻底。

然而在江东、浙东、荆北、江西等地，徐怀却不得不采取更为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妥协的手段，仅仅对士绅宗族私占的田地进行清理，推动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运动，以此缓解底层的矛盾、增加地方税源，储备一部分官田，却并没有直接去触碰最底层的治理结构。

这里面除了广泛设立乡司（巡检司）缺乏足够多的合格乡吏去填充外，更主要还是在这些地方没有经受战争的摧残，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相对稳固。

这个稳固，不仅仅是士绅宗族势力在基层社会异常顽固强大、根基深厚，不仅仅传统的宗族家长制观念千百年来早就根植于人心，更为重要的是底层民众，特别是相对富庶的江淮、荆湖佃农阶层，只要愿意付出辛勤、夜以继日的劳作，还是能勉强挣扎着存活得下去，又习惯于对宗族的依附，没有去推翻或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

这个意愿不要说很强了，甚至连萌芽都有些难。

地痞无赖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倒是很强，但司空府也不可能真的利用一大批地痞无赖去治理广阔而复杂的乡村社会。

目前司空府加强对诸路轮戍州府武吏的培养，前期的目标也是为了真正掌握诸路兵马都部署司及诸州府兵马都监司，短时间内没有想着去动这些地方的基层治理结构。

然而在新收复地区重建社会治理结构，司空府却完全没有这层顾忌。

二百六十万民众，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收复之前，绝大部分人都是作为驱口承受堪称惨烈的盘剥与奴役，他们饱受战争带来的苦楚，此时参与屯垦、融入新体系的积极性非常高，也从心底认可司空府对地方的统辖与治理。

汉军战俘及家小，必须接受改造，没有被血腥清洗就已经谢天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