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高雄是台湾最南端的城市。高雄有一个大港——不是台南那种渔船和小木货船的港口，而是可以停靠战列舰的世界级商用-军用混合港口。拿下高雄，登陆部队就不再需要司机抖抖索索地走栈桥，从人工码头用坦克登陆舰运货，直接大货轮走起。
北线的推进意义不如解放高雄大，推到乌溪是为了直接攻击台中做准备，但是——台中和台南不一样，台中其实不靠海，没有港口。台中还有一个清泉岗空军基地，但在前几天被刘业楼炸了好几次，已经完全废掉了。
对了，蒋介石葬身之处在这里，乌溪南岸。推进到乌溪边上，如果有空的话倒是可以翻翻那栋庄园的砖瓦废墟，或许能翻出一本半本绝版日记出来。
……
北京，总参情报部。
对最近几天的美国高层最新动态、态度变化的把握，翻报纸之类的公开资料效率就不太高了，最好是看苏联大使馆定期送来的情报汇编。
唐华和李刻农分别拿着4月14日和13日的情报汇编，打开牛皮纸袋，优先找出带着克格勃logo的那一份资料打开。
“没有？”“我这也没有什么内容。”
“4月13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听证会，内容未获得。”“4月14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听证会，美国总统、国务卿参会。内容未获得。”
第五十四章，天下无谍
“我们的国家建设历史也并不是一直顺利的，遇到过挫折”
“我们也要向苏联学习在遇到挫折时如何克服和战胜它们的方法。”
“不是外来的挫折，而是我们自己，达瓦里希，你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的，找到战胜自己的方法。”
国产录音机良好的抑噪能力，斯大林与李复春的对话没什么电流嘈杂声的干扰。声音是小了点，但把录音机音量调大就清晰了。
这是3月6日，李复春、王若飞带队的一五计划考察团与苏联国家计委开会时，斯大林突然来到会场，对在坐的中国考察团成员说了一通话。
斯大林说完就宣布散会，中方和苏方人员各自回家。考察团连夜将斯大林的讲话整理出一个完全版的记录稿，还把录音做了几份拷贝。不过考察团一时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回国，一直过了一个多月，王若飞才从考察团返回国内处理经济事务，顺便将这些材料带回国。
现在会议室里坐着主席、总司令、总理、刘副主席、总会计师、彭镇、董壁伍、林柏渠——彭总还要在朝鲜呆到4月底，张文天在苏联任大使，高山出差，也就是说除了有事不在北京的，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到齐了。
“3月6号那天，我们开会讨论到下午，斯大林同志突然进入了会场，”王若飞说，“随便看了看我们正在讨论的一五计划，之后就对在座所有人讲了这些。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和我们今天会议和要处理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大概有一些间接关系吧。但是讲话的思路很连贯，一气呵成。我认为，斯大林同志之前思考了这些问题很久了。”
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页纸，是斯大林讲话的记录稿，都翻译成了中文。
但不管懂不懂俄语，所有人还是认真听了两遍录音。
“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法则是一种客观存在？”
“这个，列宁同志说过，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那么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
“但对于社会主义阶段，列宁同志也有专门的论述。我记得列宁同志说的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的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同志也说过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办法。列宁明确指出，引入资本的目的是为了战胜资本，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们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利用国家政权尤其是法律手段驾驭资本力量。”
……
“我看那，斯大林同志的讲话，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发展理论，在新理论的指引下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列宁同志就是这样的，他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
主席用手指戳了戳讲稿的最后一段。
“必须进一步发展理论，没有（新的）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死的，经济建设当中的一些失误我们可以纠正，如果我们搞错了理论，就会毁掉全部事业。”
彭镇：“马克思一直没有描述过国家的概念，19世纪的共运大多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需要建立国家。是列宁定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并建立了苏联。主席对马列主义理论也做了新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了中国社会的贫苦农民不是自私的阻碍革命的阶层，而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如果没有理论的发展，中国的革命就不可能星火燎原取得最后的胜利。”
……
会议虽然只开了半天，但讨论当中每个人头都很晕。要进行剧烈思考的时间占比太大了。从分析讨论斯大林同志逝世前的最后一次政治言论开始，到最后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哲学的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之余，政治局委员特别会议还是做了一个决议，那就是暂不公布斯大林的这份讲话稿和讲话录音，放入中央最机密的档案柜中。一五计划考察团从苏联归国之后，他们手中的录音副本也收入档案柜。
讲话稿从档案柜中取出，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后了。
“总理，苏联情报系统无法探知最新美国的高层动向。我和李部长从目前美军表现出来的某些蛛丝马迹做了个粗略推断，结论是美国很可能把宝押在从台湾撤出民国政府，继续与我们对抗这一条路。”
唐华和李刻农见到了总理。
“噢。台湾。美国对台湾的未来，所能做的只剩下这最后一条选择了？”总理因为刚开完政治局特别会议，现在头脑还有点恍惚。
“是的，这大概是美国现在能做的唯一一个选择。”李刻农说。
“从4月12日凌晨战役开始到4月14日凌晨，美国总统没有动用权力紧急调遣部队对台湾岛的战斗进行干涉。从时间差上来讲，艾森豪威尔至少有40个小时的时间做出决策，但是他没有。”唐华讲自己的分析，“最主要的证据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运力量的调动，显示出美国对派遣地面部队干涉台湾非常抗拒。”
“4月12日下午，美国将其在日本和釜山的可调用的登陆舰、运输舰向冲绳集中，其目的现在我们知道了，美国是要运送安南军团的两万人去台北，这在我们的计划中。安南军团政变当天空运了大约6000人去台北，其余的重装部队和辅助部队加上辎重现在已经全装船运输中。但如果他要派遣在南朝鲜或日本的地面部队参战，就不应该做这样的调遣，而是将海运舰队留在日本和釜山，同时还从外区域不断调入可进行军事海运的舰船。”
“美国海军，最大的威胁是4月14日有一艘潜艇出动，大概是在向台湾开过来。两艘航母，日本的‘福吉谷’号战斗群在台湾以东海面，但其舰载机一直未与我军交战。‘普林斯顿’号从菲律宾北上，4月15日抵达了巴士海峡，同‘福吉谷’号战斗群一样，我们没在台湾上空见过这艘航母的舰载机。”
“陆军不动，海军不动，空军战斗机只护卫从冲绳到台湾北部的这一条空中走廊。那么美国的目的大致也就可以确认了，那就是撤出美国的顾问团，撤出民国的残余。”
……
“布局将近一年，现在他们终于落到我们的坑里了。”李刻农说。
总理：“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这么多地下战线的同志创造了一个情报工作的奇迹。”
唐华：“就是我是被瞒到最后、最晚知道的人。亏得潘汉年还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
总理、李刻农大笑起来。
“我有段时间找你找过几次，”总理说，“详细地问过你联合国的架构和安理会的理事国、常任理事国设置，你忘啦？”
“没忘，找过两次呢。时间是……51年底？！总理，那时候你就开始下棋了？”
“你想想，那几次我从你这里要的都是什么信息。”
……
1950年底第二和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唐华说过一些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工作流程。
51年底，已是停战谈判，朝鲜战场趋于平静，总理组织一部分人，又开了个关于联合国组织的小会。
“表面上看，联合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也就是安理会——是联合国的一个下属分支机构，与经济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籍法院、教科文组织等等并列。但实际上，联合国就是安理会，安理会就是联合国。二战后期，英美苏筹划成立联合国，其实最先是三巨头坐在一起，探讨如何成立一个管理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也就是联合国的安理会。联大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机构，它的作用是给世界的中小国家一种‘国家无论强弱大小，在联合国都可以畅所欲言，公平地一国一票’的假象。”
在那次会上，唐华讲完开场，总理和其他参会的人就噗嗤笑了起来。唐华也笑了，但还是强调：“对，是假象。”
接着唐华说了说联合国安理会职能权力、组织机构、议事规则——这些其实抗美援朝头两个月总理了解过，只是今天参会的人不是全都知道。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法兰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应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唐华说，“所以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写进了联合国宪章的，不是选举出来而是固定的几个国家。除非是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现有的国际格局打得粉碎……如果不是的话，只要联合国继续存在，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是美、俄、中、英、法。只是现在由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在代表中国。”
“有什么办法把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从联合国和安理会中驱逐出去？”总司令问。
“驱逐蒋介石的代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代表中国，这不是安理会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唐华说，“需要至联合国大会，由几十个国家进行投票和表决。联合国大会讨论普通问题时，需要半数以上国家同意方可通过；讨论重要问题时，需要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国家同意方可通过。由于美国和他的盟国现在把持着联合国的话语权，因此他们一定会把这个问题列为联合国大会的‘重要问题’。此外，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可能提出这样的方案：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这就是将中国分裂成两个部分了。”
唐华点头，“社会主义阵营只有几个国家，加上中国周边的一些传统邻国，那也远远不够联合国会员国半数的。如果这样，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与世界各国搞好关系，一个一个地形成统一战线，最后在联大战胜美国及蒋介石的代表。这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拖上十几年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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