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在这个城市，某一部分人正在掌握领先于世界的信息化设备的使用方法，另一部分人在为中国补上19世纪就拉下来的课程——工业化。
武钢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关内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此前所有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都在东北兴建。
1951年，主席在会议上说“钢铁工业不要全在东北，关内也要有，我看武汉那个地方就有可能搞一个。”
从1951年起，中苏勘察和规划专家在武汉附近考察煤、铁潜力、做交通和钢铁厂厂址的规划。
1952年初，初步的勘察结束，结论是武汉附近的煤铁资源可支持建设一个大型钢铁厂，交通能够满足要求，钢铁厂厂址列出了几个土质地质条件很好的备选方案。
初步勘察报告出台后，唐华带钢铁工业局的队伍再来了一趟，现场敲定武钢地址定在武汉青山区。再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52年10月，武钢的建设正式启动，目标是1955~1956年出第一炉钢。
唐华结束争论、提前搞到了资金，让武钢比历史上更早地开工，此外还在武汉布置了依托武钢的武特钢、武船、武重。
唐华本来认为长江流域建造的舰船不需要蒸汽轮机，只规划柴油机和未来的燃气轮机企业，但此时电力工业需要在南方建设火电站，因此最终还是需要一个武汉锅炉厂和汽轮机厂。
这些所有的企业，基本盘都是武钢，或者说武钢是这些的企业的基本盘之一。
1953年的夏天，苏联的钢厂设备还没到位，已经聚集在武汉的建设者已开始预先搭建厂房、道路、宿舍等配套设施。
……
刘玉素活了26岁，从纺织作坊到建筑大队工作了6年，从来没见过震动器。
这一天，刘玉素带着妇女突击队正在青山区浇灌水平栈桥基础时，吴丽跑来找她，大声喊道：“玉素！震动器到了，领导让我们去建设指挥部领两台来用！”
刘玉素：“什么震动器？干什么用的？”
吴丽：“我也没见过，反正是浇灌要用的。这震动器用过的工作队都说好，电钮一按就突突突突一大片，速度又快质量又高。”
刘玉素举起手里的捣钎：“还有能比它好用的东西？”
“我们现在建的是重点厂房，指挥部对我们的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要求越来越高。咱们拿着棍子捅速度肯定慢，而且不是个个都像你这么细心，要是稍微马虎一点，混凝土里就会有气泡。所以领导说了，我们一定要用上震动器。”
两台震动器装上手推车，突击队推着这两个苏联宝贝疙瘩往工地运去。
“这东西看起来还不如捣钎好使吧，连一个尖都没有，一堆硬邦邦的铁零件，头子还是平的。”
“管他呢，拿回去试试看再说。”
在工地，满脸满身泥浆的姑娘们看看震动器，再互相看，都觉得这家伙不好掌握。
“这个震动器，头头……写了字，是震动棒？这么粗，还短，能插得进去吗？”刘玉素发出疑问。
跟着一起来突击队的电工师傅把震动器的电线拉到插头那边，接上了电源，再打开开关。
马达立刻发出吼声，震动棒在刚浇筑上去的混凝土上乱跑，突击队员站在那儿发愣。
“怎么都在傻看着啊？闪开，闪开，让我来操作给你们看。”
电工师傅双手握着震动器后面的手柄，两只胳膊用力掰住，震动器还是在混凝土上突突地跳，但是不乱跑了。电工师傅稍微把震动器往前推，它就一蹦一蹦地朝前挪动，往左或往右也是稍微改变力道就能够做到。
将这一片混凝土夯实了，刘玉素拿过捣钎，试着往混凝土里捅了几下，果然一点空腔气泡都没有了。
电工师傅：“我们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代表工业生产力，就应该坚决客服保守思想。要一定相信科技，要能够接受新事物，不能总是按老规矩老经验办事。记住了，施工要想按时保质保量，不用震动器是不行的。”
……
1953年，除了武钢，武汉的大建还有一个，武汉长江大桥。
1949年9月下旬，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就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建？怎么设计？钱从哪来？技术从哪来？
1950年1月，铁道部成立铁道桥梁委员会，同年3月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和设计组，开始进行初步勘探调查。
勘探调查的结果，如孙中山时期到蒋介石时期的前三次调查一样：这桥不好修。
当时国内的桥梁设计领域技术储备不够，就算茅以升上场担任设计组小组长，他也很挠头。
按照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计划，建造这桥得从苏联进口钢材，因此当然也有苏联专家组。
武汉长江大桥，就这样定下了苏联专家组总负责的架构。
大桥的关键技术、核心施工部分，由苏联专家负责。中方专家组在其中负责一些辅助设计。与其说是中苏共同设计，不如说是中国建筑、桥梁专家借这个机会向苏联学习特大公路铁路两用桥怎么设计、怎么建造。
比如苏联专家负责设计桥墩和桥梁，中方专家梁思成、唐寰澄设计了桥头堡。
当然客观地讲，这桥头堡设计得挺好看的。
……
1952年7月，时年仅39岁的苏联桥梁设计师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被调到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组。
连他在内，苏联专家组一共有28个人，他们与中国建设者一起承担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历史重任。
西林到达武汉时，正赶上长江大水，酷热难当。
中方安排苏联专家上庐山，在凉爽安静的环境中工作，但西林执意留在武汉，直奔大桥建设主题。
西林不是建国后才来中国的桥梁专家，他跟中国打交道很早，1948年就在东北，帮助东野铁道纵队抢修被破坏的第二松花江大桥。
1949年，西林再次来华，担任铁道部顾问。1952年他被挖到武汉时，他正在成渝、兰新铁路工程组，负责这两条铁路的桥梁设计。
西林对这次突然的调动有些纳闷，成渝、兰新铁路这时候还没完工呢。当然，这是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苏联援华领导部门许可的调动，西林当然遵命。
原因其他人不知道，但唐华知道。要想让武汉长江大桥提前通车，只需要做一件事：提前把西林同志弄过去。
……
“你知道的，我刚刚被调到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组，就认真研究过大桥所有的设计文件。我基于大量的数据和理论，坚持认为建造大桥基础不宜用‘气压沉箱法’施工。但是鉴定委员会里都是我的前辈，都是技术权威，其中还有一位苏联院士，我不好说话。”
西林对铁道兵第三副司令员兼武汉长江大桥勘探设计总指挥彭敏说。
彭敏：“是的，两个月前我就看过了您提出的管柱钻孔法的理论和技术原理。对这个施工法，我们认为很有希望，但确实也应该详细地研究和测试，因为此前从未在国内使用过。”
西林：“它在苏联也没有用过，因为苏联没有长江。现在在长江上造桥，用得上新办法，因此我希望得到中国同志的支持。”
为了降低工程建设难度，武汉长江大桥必须在选址的时候让桥总长短一些。但问题是长江江面窄的地方往往水比较深而且水流比较急。现在选定的桥址最大水深40米。
气压沉箱法就是把一个高气密性的工作室沉到江中，施工人员在这个工作室内干活，打桥墩的基础，工作的时候不用潜水。但40米的深度已经超过了气压沉箱法的极限，工人呼吸很困难，甚至会出现氮麻醉现象。
西林去年来武汉后，阅读长江大桥附近的地质资料，又再勘察了一遍桥址，提出管柱钻孔法。
武汉长江大桥的预定桥址虽然水很深，但却有另一个优势，那就是江底地质十分牢固。把不太厚的烂泥层忽略掉之后，下面的岩层非常完整和坚实。西林打算将一根根成型的钢筋混凝土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盘，用大型钻机在管柱内的岩盘上钻孔，在孔内灌注混凝土，使管柱与岩层结合为一体，再构筑围堰，修筑承台及桥墩。
管柱钻孔法可以安全迅速地修起桥墩，而且因为管柱像牙齿一样牢固地“长”在岩石上，这样的桥墩超级牢固。
西林第一次介绍自己的新理论和工程技术时，在场的中苏工程人员都陷入沉思。新办法之前没有任何人尝试过，谁敢打包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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