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御炎
权力，是要有强制执行力作为依仗的，没有强有力的暴力执行机构，权力就没有依托。
不管你是铁打的也好，流水的也好，地位崇高也好，名义权力很大也好，只要手上没有暴力机构指挥权，说的难听点，那是放屁都不响。
州刺史就是如此。
但是郡守和县令就不一样，虽然也受到中央的掣肘，但是手上却有暴力机构得指挥权，所以是真的可以办事的。
第1547章.一千四百六十七 抗压大师司马懿
县警察和郡警察之间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县警察听县令的，郡警察听郡守的，双方互不统属。
名义上，县警察只负责一县之地的治安管理和罪犯惩罚，郡警察则可以管到全郡。
但是双方没有上下级关系，谁也不能强迫谁，也没有明确的办事界限。
朝廷没有规定，地方就自己形成规则，县警察处理不了的事情，郡警察再出手协助，平常用不到郡警察。
看似很明确，运行起来却问题多多麻烦多多，双方的职责经常有重叠冲突，以至于谁也不服谁，于是在本职工作方面，郡警察和县警察办事的时候时有冲突、摩擦，双方矛盾不小。
硬是要给双方找一个共同的上级，那就是中央刑部。
全魏国所有警察的名籍都在中央刑部挂靠，每一个警察的姓名籍贯履历家庭讯息都在中央刑部的记录之中。
中央刑部不掌握警察的指挥权，那属于县令和郡守。
但是警察们的论功行赏还有贬斥这样的权力却掌握在刑部警察司手里，俸禄则是中央财政部地方分部直接下发。
行动听行政长官，升迁赏罚却是刑部警察司主持，俸禄则由中央财政部下发。
这也是郭某人为了防止一郡之地武装力量听从一个人命令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弊端而做的制衡方略。
就算一县一郡之地的警察数量不会太多，但是数百人总归还是要有的，不然根本无法承担起治安的重任，那么一个郡有个两三千在籍警察都是有可能的。
一般来说，一个县的警察数量是按照一定比例，根据当地人口数量来安排的。
人口多的大县警察数量就会多一些，人口少的小县，警察的数量也就少一些。
郡警察的数量则是按照另外一个比例，根据全郡人口数量来安排，也是人口数量越多则警察数量就越多，方便郡守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之中办事。
因为手下都有一支听命办事的警察队伍，手上拥有强制办事的能力，所以郡守和县令在地方上说话还是有些底气的。
比起手上没有任何强制力量的州刺史，郡守和县令往往要强硬太多了，很多州刺史就因为没有武装力量撑腰而非常从心。
安南都护府是二千石郡级行政区划，司马懿这个都护也等同于郡守。
整个安南都护府在籍人口数量是七十八万九千二百零六人，分为六个县，平均每个县十多万人，两万余户。
按照规定，郡级政府每十万人之中可以拥有一百名警察，人口按照四舍五入的标准归为整数。
司马懿手下就有八百名郡警用以维持他的尊严和办事威权以及人身安全。
而县级政府则以人口的万人比例来算，每万人安排二十名警察，一个十万人口的县，一般就有二百名警察负责管理治安。
郡级警察和县级警察没有高低之分。
他们只有办事衙门不同，同样都属于刑部警察司管辖，一样从财政部拿俸禄，听命于所在官府的行政主官，必要的情况下动用强制力执法。
作为郡守和县令的爪牙，是郡守和县令在行政部门说话声音响亮的重要推手。
不过很多地区因为管理到位，国家初定，在籍户口人人都有土地，都在耕种土地，没有什么流民地痞，所以地方状况较为和谐。
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作奸犯科之人，需要他们动用武力强制行动的次数不多。
警察也不全是为行政长官服务，他们本身也有职责。
根据规定，每二十个警察算作一个警队，设置一个警长，每五个警队设置一个警司。
警察的职责是巡逻治安，抓一般的民事罪犯。
魏帝国建立早期，作奸犯科者少，犯罪率低下，大部分警察大部分时间并没有罪犯可抓。
所以他们也不会携带钢刀弓弩等能致命的兵器，一般也就带一根制式木棍，展示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和威慑力，或者干脆不带，以示亲近。
很多警察的日常任务也就是上街调解一下邻里纠纷什么的，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亲民官的身份。
因此这些警察在上岗之前还被统一集合学了一段魏帝国的民法，让他们多少懂一点法，处理纠纷的时候有法可依。
只有当真的出现了需要暴力解决的事情，警察才会在行政长官的命令下集体出动，携带环首刀、弓弩等可以杀人的兵器，使用暴力。
但是这样做的次数非常稀少。
朝廷有规定，县令和郡守需要动用警察进行强制行动的时候，必须要在事后写一份报告提交到刑部警察司以为备案。
报告要详细的写明白他们动用警察力量强制性办事的原因、目的、过程以及结果，办事的地点，时间，动用警察人数之类的，不能有疏漏。
这一类卷宗刑部会定期审核，要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有违规的，行政主官就要被刑部的地方分部官员上门请喝茶。
视情况而定，喝茶的次数不一，严重情况下刑部甚至可以暂停县令、郡守的职权，向上级反馈，进一步展开调查。
到这个程度，郡守和县令就很危险了。
如此，限制县令、郡守利用警察力量做私事，或者肆意妄为，作威作福，动辄欺凌弱小，欺压民众或下级官吏。
刑部和财政部的介入也让警察无法成为地方行政长官的私人打手，无法让地方行政长官在他的辖区内一手遮天，抗拒中央。
所以地方的县令、郡守慑于中央刑部的威压和问责，一般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劝诫就劝诫，能调解就调解，尽量不会动用警察强制办事，使用暴力。
当然，突发情况下如果对方暴力对抗，不守规矩，那不需要行政长官下令，一个警长就能下令自己的部下当场使用暴力强力镇压。
司马懿做了三年县令三年郡守四年都护，加在一起，一共也就以行政长官的身份下令警队出动暴力执法三次，都是事出有因，不是因为私事。
当然，因为每一次都有人员伤亡，所以每一次都写报告写的很痛苦，事后还要被刑部官员以回访的名义做二次询问，确保司马懿没有动用警力做私事。
所以他一般很不愿意动用大规模警察力量强行办事，否则出了问题，有人死伤，刑部真的能烦死他，写报告都不止写一遍。
别看郡守县令掌握警察力量，对上州刺史都没有什么好脸色，有些胆大的县令都敢在州刺史面前据理力争，但是在中央官员面前，那真是跟孙子一样抬不起头。
两千石的郡守在八百石中央部门的郎中面前轻声细语的说话那是常事。
点头哈腰赔笑脸一套三连是地方官员必然要掌握的技能，否则不足以应付那帮中央部门地方分部的老爷们。
他们品级虽然低，但是职权重，地方长官和他们产生龃龉，一般都占不到便宜。
司马懿作为抗压大师，两千石都护，八百名郡警前呼后拥威风凛凛，一朝遇到一个八百石的中央部门郎中，那也威风不起来。
所以在面对眼下这个商户集体闹事集体抗拒关店的情况，司马懿就十分纠结。
他没别的办法，也不打算和谁好好讲道理，所以眼下这个情况下不强制动用武力就没办法办成此事。
但是强制动用武力难免会造成人员受伤，闹不好还要死人，刑部能烦死他，闹不好还能落井下石。
可要不这样做，和声细语的去劝解，肯定一大波人不愿意关店，到时候经济危机一来，他们纷纷破产，财政部肯定不会放过他。
左思右想，司马懿顿时觉得自己有点委屈。
眼瞅着都护任期快要到了，是调职的关键时期，却出了这档子事儿。
处在刑部和财政部两强威压之间，就跟风箱里的老鼠一样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这责任全是自己的，好处全是中央的。
这两千石大官做的还没有结婚时的新郎官舒服。
不行，不能这样做他们的背锅侠，乖乖当背锅侠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主动出击才有活路！
不能这样被动下去，必须要主动做点什么，重新掌握主动权，否则要被这两个老爷部门给坑死。
现在不作为，难保事后不会被他们当背锅侠给推出去背锅。
中央部门不仅强势，而且善于甩锅，这种事情司马懿吃了一次亏之后就知道了。
绝对不要相信那帮家伙的节操，相信他们的节操，还不如相信匈奴人原地复活进取中原建立政权。
司马懿绝对不会再相信中央部门得节操了。
于是司马懿发挥了自己强大的家族技能——终极抗压术。
他冷静下来，镇定的思考了一下自己所面临的局面，思考了一下自己的优势和危机，然后做出了决定。
他决定收拾一下自己，直接奔赴财政部设置在安南都护府的分部，去找分部负责人、财政部郎中任永。
第1548章.一千四百六十八 司马懿图穷匕见
中央财政部设置在地方的分部主要负责一些中央才能经手的财政任务。
比如发放贷款什么的，这一般是不允许地方政府插手的。
税收也是他们负责统计，地方预算也是地方提出他们审核然后拨款，警察的俸禄也是他们发放。
他们就和捏着地方政府的要害一样高高在上，动辄都能让郡守、县令心惊胆战。
任永在司马懿任职安南都护府的第二年和临时过渡的前任财政部分部负责人调换了职务，从中央被调派到安南都护府。
据说是他业务能力强，被财政部尚书王粲点名安排到安南都护府这个地方，抓起了地方的经济工作。
他的确业务能力很强，很快就理清楚了安南都护府的家底子，全面接管了税务、行政预算还有俸禄发放等事务，从无差错。
司马懿和他打交道不多，不太了解他，但是也听说过此人出身寒微，却较为强势，办事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对他指手画脚，颇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所以也有人怀疑他之所以从中央财政部被调派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肯定是因为他强势的性格得罪了王粲或者王粲的某个亲信。
对于这一类说法司马懿素来不在乎，他绝对不会参与财政部这种强势部门的内部争斗，他这一次，只是打算利用一下任永的强势，达成自己的某个目的。
得知安南都护司马懿前来拜见，任永还是收拾了一下自己，礼貌的接待了司马懿——
毕竟司马懿是两千石高官，品级高于他，名义上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虽然实际上司马懿相当程度上还要看任永的脸色办事。
任永觉得司马懿前来，肯定是因为办理朝廷政务的事情前来和自己商量。
之前，中央财政部下发通知，让财政部地方分部协助地方主官做好停止发放贷款和控制商业规模的事情，搞得任永是措手不及。
他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要引起民间不满。
但是没办法。
朝廷财政紧张，用钱的地方太多，蜀道，大运河，江南开发，哪一项都是吞金兽。
西北商业能存在，本身就是奇迹，以能赚钱办事为交换压制保守派官僚，从而维持存在，本身存在的最大目的就是给国库赚钱，即使如此，也是诸多质疑。
保守派官僚从来不曾放弃攻击西北商业的机会。
每到朝廷需要用大钱的时候，就有人主张把西北商业一刀切，一口气夺取西北商业全部的资金来办大事，给国库省钱。
他们打从心眼里就把扶持民间商业当做养猪，觉得朝廷缺钱了就宰一批猪，给点政策算是饲料了，还想直接要钱？
现在你不能赚钱了，还要亏钱进去，那些保守派官员能接受就奇了怪了——都亏钱了，还不杀了吃肉？
所以指望中央拨巨款把西北救回来是不现实的。
中央国库就算能拿出来这笔钱，保守派官员压力巨大，拼命反对，朝廷决策无法通过，也不会拿出来。
除非皇帝忽然大发善心愿意绕过朝廷，把自己的内库掏空来救援西北。
那倒是能把西北救活，但是安息商旅不来，需求没了，繁荣时期超量诞生的商铺就算救活也是一时的，不是一世的。
舍小保大、保存元气、静待安息混乱结束，那是唯一的办法。
任永对此无可奈何。
西北官僚们因为切身利益关系所以努力维护西北商业现状，但是其他地方的官僚们又没有切身利益在这里，愿意维护西北商业的官员不多。
想完全依靠中央支援解决这次的危机，几乎是不可能，西北必须要自己想办法。
于是他一边停止了贷款审核，一边驳回了所有在审核的贷款申请，又一边联络了司马懿询问他办事的进度。
这件事情的办成与否也关系到财政部。
因为很多小店铺都是靠着财政部的贷款建立起来的，稍有差池就是一笔糊涂账，处理起来相当麻烦，还涉及到对方家里的土地，那就要和民政部扯上关系了。
关系到土地的事情，延德九年以后民政部就没有好说话过，在土地问题上相当死板、死硬，极为强势。
财政部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麻烦，所以就希望司马懿果断一点，把该关掉的店铺全部关掉，能收回的贷款全部收回，削减烂账的数目。
烂账少一点，他们也好有足够的精力根据对方家庭的收入要求对方按期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