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御炎
这要是工业社会，就是大问题。
工业社会中农业生产力极大提高，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富余劳动力在土地上没有位置，必须要前往城市工厂求生，成为城市居民。
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就无处求活，返回家中也无法得到立身之所，更何况很多人已经没有了土地作为退路。
所以工业社会的生产力高，一旦发生危机，破坏力也极大。
但是农业社会，还是眼下的魏帝国还是那句话。
家里有田地，劳动力不嫌多，能回家种地，不至于饿死。
除此之外，带给魏国社会最大的冲击就是恐慌，经济危机从心理上带来的恐慌会摧毁很多人的安全阀门，让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发展商业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所以麻烦最大的还不是吕虔，而是正在洛阳的郭瑾，还有郭某人自己，以及朝中支持发展商业、主张给商业一定程度上松绑的政治势力。
危机不仅仅在于商业，更在于政治。
哪怕是郭鹏统治时期，保守派势力也在不断的攻击这些商业革新派，说他们在西域三府和雍凉二州搞的实验是在祸乱人心，是在自取灭亡。
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环境好，商业税收节节增高，财政部尚书王粲在郭鹏的授意下给这一股政治势力站台，扛住了保守派的冲击。
保守派慑于王粲背后没有公开表态的郭鹏的威慑，所以不敢进一步冲击革新派。
革新派带来的全新的生产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让民间出现了更多的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口，这些人的出现加大了民间商业的竞争烈度。
而保守派大部分都是自己做官，家族中另外有族人经商，乃至于好友、家奴经商，靠着他们的权势获取商业利益，再反哺给他们经济利益。
靠着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实现一个家族内部的官商结合，和他本身的家庭则没有太大的关系。
民间商业力量起来了，政府鼓励民间经商，自然会对这些传统高门大户之中靠着政治力量庇护的商业势力造成冲击，从而影响他们的利益。
他们自然不愿意这样的情况继续在国内蔓延，进一步增加他们经商获取利益从而在政治上获取优势的难度。
但是王粲是皇帝的宠臣，王粲出来说话，背后肯定是皇帝的指使。
他们不敢进一步对抗皇帝，只能忍着。
于是西域三府和雍凉二州的商业模式得以保留，大大发展起来，等朝廷财政收入增加之后，这一模式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部分效仿。
比如海上贸易非常发达的青州和扬州，青州刺史辛评和扬州刺史顾雍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坊市限制，允许商业发展，鼓励商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交州局势逐渐被满宠平定之后，满宠也打算利用交州临海的巨大优势发展商业，准许打破坊市界限，放宽民间商业限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为交州的发展积累财富。
其余内陆各州在商业交易非常发达的中心城市之中也有了效仿雍凉模式存在。
比如汝南，比如襄阳，比如江陵，比如成都，比如邺城，比如蓟县，这些城市都是商业贸易额度比较大，本身适合发展商业，并且也足以做到这一点。
如此商业税收也会不断增加。
而且这一比商业税收主要是国内循环，和国外的罗马、安息还有贵霜都没有关系。
直到皇帝郭鹏退位成了太上皇，压制保守派的力量顿时没了，革新派的力量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也并不强大。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一旦西北发生经济危机并且影响到了朝廷得财政收入，那些被压制已久的保守派势力必然集体高潮，必然会立刻发动对革新派的大力冲击。
对外部经济模式的冲击，一定也会冲击到这一笔较为稳妥的国内循环的商业税收。
届时，保守派对皇帝施加的政治压力会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革新各级官僚能否抗住压力还是个问题。
当然更主要的是，皇帝的态度。
第1546章.一千四百六十六 司马懿忧心忡忡
作为一个集权帝王，郭瑾的态度至关重要。
他如果扛住保守派的冲击，就能稳住国内既定的局面，不会让这么多年来的革新成果付诸东流，可以进一步提高国家财力。
如果他撑不住，他动摇了，问题就大了。
皇帝动摇，臣子们一定纷纷动摇，这对于势力还比较弱小的革新派来说，是灭顶之灾。
这非常考验郭瑾作为一个皇帝的政治定力和政治眼光。
能否坚定支持商业的部分发展，坚持当下的模式不改变，不打压革新派，不顺应保守派的要求改变魏帝国的局势，那全看郭瑾的魄力。
所以说，这一波经济危机带来的最大影响不是经济影响，而是政治影响。
对革新派巨大的打击会使得魏帝国刚刚发展建设起来的脆弱的商业模式遭到严重冲击。
也会对郭鹏定下的【走出去】战略造成冲击，这是郭鹏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这是郭鹏的逆鳞。
是他不容触犯的地方。
谁敢对这一成果动手，就是在找死。
那么多年的努力，就为了让魏帝国的人们打破既有观念的束缚，努力的往外冲击，走出一条活路，而现在，保守派极有可能顺着这场经济危机把矛盾扩大，直指郭鹏制定的战略。
那就是郭鹏不能忍受的事情了。
他觉得郭瑾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事情出现——他的弟弟们还要往外送呢。
现在，还是要看一下局势将如何发展。
还有，他还要不断引入优秀的有革新倾向的官员进入中央，扩充革新派的政治势力，以便于在未来郭鹏死后还能继续维护他的改革成果。
曹昂是体会不到郭鹏的忧虑的。
同样，在一边旁听的郭承志也体会不到。
但是，事情的确如同郭鹏所预料的那样发展起来了。
经济危机是随着商路蔓延的，镇西都护府的危机过后，紧随其后的就是北庭都护府和安南都护府的危机。
从两府最西边的城市内出现第一户坚持不下去选择破产的酒肆或旅店开始，这个破产就像是形成了浪潮一样，开始在城市内波及，也开始向其他城市波及。
规模小的，资本弱的，吸引不了什么客户的，连着十好几天没有客户上门，实在坚持不下去，纷纷关闭店门选择倒闭。
然后去官府求爷爷告奶奶，让官府不要抓捕他们，不要为难他们，他们会想尽办法偿还贷款，只求官老爷们给他们一点时间。
官员们一开始也是毫无准备，只觉得是寻常情况，本身也没必要为难这些人。
所以与他们定下时间，约定限期，在限期之前把贷款偿还就没问题。
但是随着这样的来问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觉得问题不对劲，开始往上报，让各县县令、县长知道这个事情。
等县令县长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轮到诸葛亮和司马懿知道这件事情了。
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早就对这样的事情有了准备了。
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前，他们已经提前完成了朝廷布置的任务，做好了应对冲击的准备。
该说不说，要不是朝廷提前通知他们做好准备，要是现在才开始做准备，北庭都护府和安南都护府的情况要比现在糟糕得多。
尽管做了准备，可还是有诸多店铺经营不下去而倒闭。
可想而知，要是没有之前的准备，现在倒闭的店铺要多得多得多。
诸葛亮那边是郭鹏抵达的之后告诉他的，诸葛亮自己也预料到了些许的情况。
司马懿也一样聪明，从蛛丝马迹中推断出了危机即将到来，之后又得到了朝廷的警告，便着手准备限制商业。
两人的手段并不一样。
发展商业很困难，要从头开始，带上轨道了就轻松一些，限制商业也是同样的，下令各地驳回开店申请，还要关掉部分店铺，这执行下去也是困难重重。
和山北道的北庭都护府比起来，山南道的绿洲数量多一些，但是也更为破碎，发展农业的难度更大，更需要依靠商业发展经济。
加上司马懿的紧迫感和焦虑感，他发展起来比诸葛亮还要努力，还要激进。
当初司马懿得知诸葛亮那边的赋税收入比他高，他更是决定采用了诸葛亮的发展模式，也大力发展服务型城市，吸引更多的商队走山南道而不是山北道。
他焦急的追赶着诸葛亮的步伐，生怕自己被他甩下太远。
结果危机来临之前，他面临的局势比诸葛亮面临的局势要更加险峻。
驳回申请倒不难，直接不批复，就能堵住那些人。
他们不管怎么闹，没有官府的允许也是不能办设商铺的，贷款也没有办下去，没有利益关系，最多是红眼睛红一会儿，就好了。
但是要把那些已经被允许办设的商铺关闭掉，那还真不容易。
尤其是那些刚刚申请成功，拿到贷款还投入自己的存款，把店铺开办起来准备营业或者刚刚营业的那些小型商铺，你现在说他不符合标准，要关闭，那简直就是在要他们的命。
刚刚把店铺开了，该投入的都投入了，还没赚钱呢，你说不给开了？
你这不是在草菅人命吗？
一家两家，这些人势力微小，尚且不敢和官府对着干，现在数量一多，几十家小商户一起被威胁了，那还得了？
你说关就关？
有你这样做的吗？
不关！就是不关！
这帮人也是倔脾气上来，人数一多就不惧官府，相关官员被派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对方叫来七大姑八大姨街坊邻居什么的几十上百号人堵在那儿堵着，愣是没让那些官员和吏员前进一步。
好说歹说没用，文的眼看是行不通了，各地官员头大如斗，不知道该怎么办，纷纷把消息汇报给了司马懿。
司马懿也是头大如斗。
他很清楚这件事情的紧迫性，要是现在不关，现在不能及时止损，等到时候资金消耗光了再倒闭，那就是一大笔财政黑洞了。
这些办设小商铺的人大部分都是借了贷款的，贷款赔光了，财政部也要找他司马懿的麻烦。
你司马懿没有遵照中央的指令关闭商铺造成财政部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你不负责谁负责？
而且现在这些不愿意关店铺的人恐怕也不会感谢他，反而要埋怨他——当时为什么不用强制手段让我们关？
你强硬一点我们不就从了吗？
到时候塔司马懿里外不是人，哪哪儿都得罪，还进什么中央做什么高官？
经济危机一来，肯定是大票大票的商铺倒闭，指不定出什么乱子，现在不想办法缩小规模，更待何时？
关！必须要关！哪怕用强制手段也要关！
司马懿觉得必须要这样做。
但是这样做的话，文的不行，显然是要诉诸武力了。
可是诉诸武力的话……
光靠他手上这些警察到底行不行啊？
而且万一出了事情，刑部上门请喝茶，又怎么办？
司马懿忧心忡忡。
魏帝国地方武装力量在延德十年天下大叛乱之后被郭鹏全面整顿了一次。
延德十年以后，地方武装力量不属于军队序列，而被称作警察，属于吏员这一层级，通俗一点来说，属于行政编制，不属于军队编制，跟军队没关系。
硬要说什么关系，也有。
魏帝国暂时没有财政拨款建设专门培训警察的学校，一般是退役士兵群体之中对村长或者军事教官不感兴趣的，就可以转职担任警察。
这是个过渡政策，将来郭鹏是有规划的，让郭瑾专门设置培训警察的武校，不过目前来说过渡政策还是挺不错的，地方警察也有不错的武力。
他们主要负责地方的日常治安管理。
而且县令和郡守之所以可以和州刺史互怼，对州刺史阳奉阴违，除了中央制衡之外，主要就是因为县令可以调动县警察，郡守可以调动郡警察，州刺史却没有州警察可以调动。
州刺史就没有调动全州警察的权力，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也根本没有州级警察这个编制的存在，没有武装可以让州刺史调动。
这个权力只属于郡守和县令这两个级别的行政主官。
过去，乡长和村长都是和军事教官一起统领民众的自卫队来维持治安，顺带执法。
有了警察以后，执法权就转移到了警察手里，村民和乡民的自卫队只有协助管理的资格和上山扫荡贼匪、猛兽的职能。
这是郡守和县令为了办正事而保留的掀桌子的权力，也就是最终暴力手段的依仗，没有这个依仗，很多人是不把地方行政主官当回事的。
权力，是要有强制执行力作为依仗的，没有强有力的暴力执行机构，权力就没有依托。
不管你是铁打的也好，流水的也好，地位崇高也好，名义权力很大也好，只要手上没有暴力机构指挥权，说的难听点，那是放屁都不响。
州刺史就是如此。
但是郡守和县令就不一样，虽然也受到中央的掣肘，但是手上却有暴力机构得指挥权，所以是真的可以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