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名剑山庄
而这一次都源于今日。
两人看了看天色,就立即起身赶往国子监。因为时间差不多了,下午的论经就要开始了。
他们去的太迟了,就要抢不到好位置了。
毕竟比起今天的大事,国子监太小了一点。
第三十七章 何以养民
第三十七章何以养民
太阳微微向西。
阳光依旧很是毒辣。似乎没有一点点的变化。
在辟雍殿之中,外面的流水在光洁的地板之下无声的流淌。带去一一丝酷热。
而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的,听丘濬朗声说道:“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朱子云:夫农,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业,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亩,养生送死,与夫出赋税,给公上者,皆取具焉。可见,陛下欲求大同之世,必求王道之治。欲求王道之治,必求耕者有其田,赋税均之。而今可乎?”
丘濬微微一顿,似乎等着有人反驳。
但是没有人反驳。
所谓儒家的终极理想,井田制。其本身就是一种没有土地兼并的理想状态。与后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是一脉相承。
甚至可以说,如果有大儒复生于地下,见到这种制度,恐怕会击节叫好,这就是理想的社会制度的体现。
但是而今,谁也不会说井田制度。也不会说均田思想。
其实在这个方面真正实践的就是太祖皇帝,太祖皇帝当年那么多大案,将在元末的时候坐大大家族,一一扫平,那种有几千亩土地的大家族,好迁移他乡,或分崩离析,甚至到了现代,很多家族,也不过是数百亩土地而已。
唯有北京,南京,浙江,江西,一带因为达官贵人比较多。故而兼并程度较高。
而在做的各位都是一些什么人?
大儒,百官,勋贵,士大夫。
他们是大明的统治阶级,也是土地兼并的主力军,特别是勋贵们,行伍出身,在吃相上要比一些士大夫难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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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谁说要均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是将在场的人都得罪了。
更何况,当今这位皇帝可不是寻常皇帝。
如果他真将这个政策纳入国策之中,将这些高调给当真了,却不知道弄出什么样的乱子来。
所以,谁也没有反驳,默认了。
丘濬这才说道:“不可为有三者。”
“太祖见百姓疾苦,起义兵扫清天下,鱼鳞黄册,均赋税,定粮税,而今不过数十年。数十年之间,天下局面崩溃,兴陛下,力主清
丈,方能挽回一二,纵然而今再均田亩,不出数十年,兼并之事,将回再生。此一也。”
“太祖是时,天下大乱,人心思定。有旷野无人,可以开垦土地。太祖大兴屯垦,开垦闲地。方有今日之盛,而今除却东北,西北,湖广,云贵一带之外,已经没有什么闲地了。无田可放垦,此其二也。”
“人口滋生,人多地少,很多地方,即便是力主均田,其地也未必能养其人。福建就是其中之一,此其三也。”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除却开国的时候,可能用行政暴力重新分配土地,而之后,根本不可能从田制上动刀。
即便是清丈土地,清理税基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说是大手笔了。
丘濬说道:“如此一来,人口滋生,百姓无田,只能成为流民,郧阳之间,有流民数十万,为朝廷所平,这才数年,又有数万汇集。”
“郧阳是何地?”
“汉江上游,群山环抱之处,此间山多地少,唯有山间瘠地,可供耕种,收不过数斗,果腹尚有不足。更不要说,山中豺狼虎豹出没期间,这就是苛政猛于虎也。”
“朝廷如果再不思变,数十年后,就有张角黄巢之辈,起于草莽之间,所谓太平盛世,不过一场劫灰。”
这也是朱祁镇所担心的。
朱祁镇一些作为,看似将大明推向了最强盛,但是并没有更改大明经济运行最根本的逻辑。
历史上,土木堡前后,大明一片混乱不用说了。但是经过成化弘治两帝之后,在正德年间,有刘六刘七起义,几乎遍布了整个北方。到了嘉靖时期又有南有倭寇,北有鞑虏。
这些看上去都是政治上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却是大明经济运行规律所致的。
土地兼并,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由经济层面波及到其他层面了。
朱祁镇大有作为,或许他而今的作为,能让大明的强盛维持在百年左右,但是如果不做根本性的调整,大概百年之后,国内大乱小乱,军力疲惫,到时候,纵然西域南洋在手,也未必能保得住。
朱祁镇说道:“这是朕日夜忧叹之所在,还请丘卿为朕解惑。”
丘濬行礼说道:“臣不敢,只是承陛下之余思,敢言之于一二。”
“臣是琼州人,在大明之南,与南洋最近,素知南洋之地,气候湿润,一年三熟,虽然虫蛇之害,瘟障之地,但其地足以养人,夷州府之地,十几年前,尚是野人出没之地,
而今不过十数年间,一府三县。足以养三十万百姓。”
“南洋之地,大夷州岛不知道多少,以南洋之地,可养民亿万之数。中原没有闲地,北地引之去东北西域,南方引之于南洋之地。广其地可以养人,以足以弥患。”
“然此事非一时所能成之,必广产业以容百姓。立生计以活百姓。”
“太祖以养民为念,此诚天下之一等大事,百姓生死之所系,朝廷不敢有一刻或忘。历代子孙,应该奉行不疑。”
“至于,周大人所有忧心之事,可谓杞人忧天。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抚而养之,生而聚之,虽然父母无过如此,百姓岂能不思忠孝,谋报答,反而有异心,起乱事,莫非有人欲上欺天子,下压百姓,致使天子之恩,不能施之百姓?”
朱祁镇说道:“丘卿之言,诚金玉之良言,诸位卿家以为如何?”
朱祁镇都这样说了,其他大臣还能说什么?
这其中的倾向性,再明白不过了。
朱祁镇其实也明白这一点,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表明立场了。毕竟丘濬这一论题通过,就解决了两个难题。
一个就是纠结于土地上的难题,看之前,几乎所有财政上的变革都是基于农业的。不要说宋朝工商税收入超过了一半,单单看宋朝所为,几乎一切盈利的都是被官府所掌控,宋朝的经济活力其实远不如明朝。
只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今后大明发展出来的,绝对不是重商主义,而是重工主义。并不是看中工业的效率,而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
换一句现代的话,就是为了就业率。
没有生计的百姓,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管是明代还是后世,在这一点上都是通用的,更不要说,如此一来攻略南洋,就已经成为国策了。
“陛下英明,臣等不及也。”杨洪等人立即行礼说道。
对于勋贵们来说,很多事情有些人是听懂了,有些人是没有听懂,跟听天书一般。但是有一点却是听懂了,那就对南洋用兵。
这一点,立即得到了勋贵的集体支持。
无他,在西域之战后,官们都在营造太平盛世的风潮,就有了千秋万寿宴,这种国家庆典。
宁可将几十万两银子砸进水了,也要渲染太平气氛。其中有一点就是想从枢密院手中,将兵权给夺过来。
第三十八章 五世说
第三十八章 五世说
官夺权的方式,就是渲染太平,暗示天下而今应该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了。
那么军事开支就应该消减。枢密院的大权也应该限制。这些不稳定因素,应该转到更加稳妥的官集团手中才行。
不要看,武将在外打仗的时候威风凛凛的,但是在真正政治斗争之上,杨洪,郭登等人,不是朝中官的对手。
所以,在勋贵那边,只要能打仗,就是最大的正义,其余的事情就另外说了。
且不说,而今的政治环境逼得勋贵不得不向皇帝靠拢,单单说南洋战事这个一个画饼,就足够勋贵向朱祁镇投诚了。
勋贵这样一说。
下面的臣子大部分行礼道:“陛下英明。”
这个时候,整个会议的节奏转到了朱祁镇的手中。
其实这也是朝廷的现状。
大明朝廷虽然不是朱祁镇的一言堂,但也差不多了,大部分臣子是不敢直接与朱祁镇对顶的。
也就是民间有很多大儒,以朱子之道为性命,以薛瑄为首,这才是反对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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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镇目光扫过王恕。
王恕目光微微垂下眼睑,目光扫过于谦。心中微微一叹,出列替下丘濬,说道:“臣以为欲求大同之世,必先求之,古之圣人之心。”
“古人以为天下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陛下欲求之大同世,当在太平世之后。太祖皇帝生于元末,群雄割据,百姓困苦,民不聊生,上下失所,君臣失据,此内据乱世,太宗雄起宇内,见内忧外患,数次北伐,以至于陛下,三战瓦刺,逐于极西之地,此为升平之世。
而今,国无外地,内无大患,天下承平,虽然偶有天灾,但朝廷之力足以抚恤,此之为太平之世。”
“人不患无才,但患无志。人如是,国亦如是。孟子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而今天下承平,似无近忧,然不可不忧远患。”
“故而,陛下之言,正合今日之用,太祖之时,不可求大同之世,是以天下未定,太宗之时,亦不可求大同之世,是以外国未服,而今求大同之世,正当其时也。”
“然大同不可速就,臣以为先为小康,后为大同。”
“仓禀足而识礼仪,欲求大同,先求百姓无饥寒之祸,养生送死无憾,此为小康之世。然后求大同之世。”
朱祁镇心中也感叹,其实同样是小康两个字,大明
的小康与后世所求的小康,其实是两个概念。
大明即便是最激进的理论家,也不过想让百姓,能够吃饱穿暖,不会饿死,不会冻死而已。
如果有人能够统计一下,大明正统年间最多的死法,朱祁镇敢肯定,最多的决计不是战死,不是病死,而是饿死与冻死。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有人都觉得,这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是实际上,这是最写实的白描。
朱祁镇目光扫过很多人。
这是他想竖立的大明治国思想,也就是而今的五世说。
但是能不能在这里立得住阵脚。却是一个问题。
吴与弼此刻陷入沉吟之中,他如何能看不到,丘浚与王恕所言,不过是一内一外,彼此是一个体系之中的。
吴与弼暗道:“这是公羊派的。”
公羊派乃是儒家各派之中,最激进的一派,当初王莽篡汉,公羊一派其实也是出了大力了,这直接导致了公羊一派的衰落。
吴与弼对这个学说感觉并不大舒服。
原因,这与理学根本不是一个路子。
真要细细说,理学是内圣而外王,五世说是外王而内圣。
内圣就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外王就是治行,实在的作为。
儒家本来就强调内圣而外王,内有仁心,才能行仁政。这是一个前后的过程。在理学之中更是如此。
格物致知诚心正意,这都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外王。
从这个逻辑来理解,就明白,为什么儒家治国第一看重的是教化,因为儒家认为,只有一个人称为一个好人,他才能做好事。
这个逻辑,依旧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很多时候,人们评价一些人一些事,依旧要从他是不是一个好人这个角度来理解。
而今所谓的五世说,从根本上,是让百姓处于衣食无忧的处境之中,然后再追求他们的道德水平,岂不是外王而内圣。
不要小看,这前后差别。
在儒家之中,完全是两个天地。
吴与弼虽然圆滑而今却也先起身说话了。
只是有人比吴与弼更早一步。不是别人,乃是薛瑄。
不过,薛瑄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上古之治的问题。薛瑄说道:“欲求大同之治,必求之三王五帝之治,欲求三王五帝之心,而不是求之外物,上古亦有天灾,然百姓无怨,而今天下之事,不在于百姓足与不足,而在人心之不足,不在于,田地之广,而在于人心
之不治,臣以为陛下必大兴教化,使民知理守礼,则民足以治,大同之世亦可得之。”
“而陛下之所为,却是南辕北辙,欲求大同之治,岂可得乎?”
三王五帝,就是尧舜禹三王,五帝的说法就多了。这里就不说了。
朱祁镇心中目光扫过全场,他也看出很多大臣是赞同这一点的。
教化百姓,从来是儒家大臣第一要务,谁治理国家治理地方的第一办法。
而朱祁镇提出的理论,却是一系列解决饥寒问题,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与教化并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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