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物语000
在人群之中，李岩夫妇也对朝廷放粮的决定大加赞赏，似乎已经看来大明腾飞在即。
京师在放粮救济百姓，京师以外地区也发生不少大事，最让人意外的就是流寇大本营。
他们占领的一些地方，这几天发生多起秘密刺杀，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安徽等地流寇首领先后被刺杀。
刚刚被推选出来的首领，很快再次被杀身亡，现在各地流寇人心惶惶，无论怎么防备，他们的人头都会在短时间被砍掉。
这些杀手都是黑衣蒙面，习惯在夜间出现，往往能神不知故意不觉干掉流寇首领，身法和武功都极为恐怖。
他们从不单兵作战，都是以小队为单位，一个小队大约三十人左右，行动非常迅速。
不等流寇大军形成包围圈，就以最快速度杀出重围逃走。
还有一些杀手混迹在流寇军中，只要有机会就会对那些新上任的首领展开疯狂刺杀，成功率很高。
对流寇造成极大震慑的这些杀手，当然都是朱由检麾下的锦衣卫精英，还有一些是东厂曹正淳和他的麾下。
这些人都是江湖高手组成，如果两军对阵厮杀，他们的作用不大，远没有正规军来的猛。
但是做一些暗杀活动，他们绝对都是非常合格的杀手，这也是朱由检派他们去刺杀流寇首领的原因。
李自成死后，流寇军心早就涣散，现在又开始出现分裂，别看所占地盘挺多，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在前期打劫富商勋贵们的金银粮食消耗掉以后，他们就开始对当地百姓展开洗劫。
民心此时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老百姓比在明朝的统治下还要痛苦，很多百姓和流寇也是渐行渐远。
八大皇商
明末，东掳崛起，战事不断，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饱受战乱之苦。
唯有精明的晋商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大发国难财，攫取了更多的财富。
当时明朝政府疲于应付努尔哈赤父子的铁骑，对军火、马匹等等的战争必需品需求量非常大。
山西地处黄土高坡，不产马匹和军火，但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偶尔产点晋祠大米、沁州小米，巴掌大的一片地上，勉强够给皇帝做贡品而已。
当时明朝财政困难，官员也很无奈，跟政府做生意只能赚点白条而已，于是他们把目光瞄向努尔哈赤。更新最快../ ../
当时的东北，可谓一片狼藉，在印度神话中有三位主神，创造神、破坏神和调和之神。
创造神主管创造，破坏神专管对前者的劳动成果进行破坏，调和之神居中进行协调。
而努尔哈赤则是个纯粹的破坏神，在辽东大地专搞破坏，不搞建设，占一块地方就抢光一片。
当时的辽东连老鼠都没发生存。
当然，努尔哈赤不是不想搞建设，而是他的手下除了打仗和打猎在行，对种地、打铁一窍不通。
更糟糕的是当地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温饱成了最大的问题。
据记载，自万历年间开始的“小冰河时期”，开始一路飙升。
当时东掳统治区虽然只有七十万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价曾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
晋商就看中这一点，以张家口为基地，从全国各地采集商品，然后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
第52章 卖国贼八大皇商
八大皇商为东掳政权大量输送粮食、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资。
努尔哈赤也不亏待他们，把人参、鹿茸、兽皮等贵重物品交换给对方，让这帮唯利是图的奸商们高兴的不得了。
渐渐的，双方建立了很深厚的利益关系，重视间谍战的努尔哈赤就把双方贸易内容，从食品衣服扩大到情报。
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
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东掳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东掳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东掳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
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
“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由此可见，东掳政权对晋商的重视程度有多高。
皇太极的战争机器所需的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都来自“诚信”通天的晋商。
对双方而言，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
正是通过晋商，东掳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他们几十万人口。
辽东的米价，最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最峰时的几百分之一。
而交易另一方的晋商集团，仅在在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
这些功绩在东掳入关后，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被御赐了皇商地位。
得到东掳特殊照顾的晋商，垄断了华夏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
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首发.. ..
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
他们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
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他们在酿造叫卖。
晋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
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
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都和他们有关。
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
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
如果说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是一张张丑恶的卖国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