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永昌 第172章

因此马士英在获得李自成的同意后，调动了一部分储备粮用以稳定苏州的粮食价格，另外就是简化了审判手续，对于那些被判流放罪的人员不再复查，直接宣判有效。在这两手的交替打击下，江南士绅果然来不及反应，这些士绅们但凡要做点什么事，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奴仆出面，否则官府就直接上门拿人了，他们依赖的就是这些维持民间秩序的有力人士。

现在这些有力人士被抓起来流放后，士绅和百姓之间就失去了一个交通的关系，百姓和单个的士绅并不熟悉，他们所畏惧的是那些出面管理自己的市棍，现在这些市棍都不在了，他们和市绅之间就失去了制约关系。毕竟市棍是地痞无赖，而士绅和他们一样有家有业，他们怕市棍但并不怕士绅，因为还有个朝廷在上面。

现在朝廷给他们做主，又让他们出声说话，他们自然是愿意亲近朝廷的。更何况，在新政府打击了黑恶势力之后，一大批原本无所事事的市棍为了不被流放到海外，也开始寻找起了工作，这也极大的降低了苏州地区的用工成本，给本地创造了繁荣。

可以说，进入三四月份后，马士英就知道这次针对江南地区的扫黑打恶行动可谓是大获成功，士绅用以控制民间的一支胳膊算是被打折了。

第558章 江南人心

不过，李自成对于江南的士绅势力进行打压的同时，也同样给江南的读书人另一条出路，就是教育事业的扩张和公务员编制的扩大。

江南因为识字率较高，但是科举的名额却有限，使得许多读书人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士大夫也不得不改变了对工匠的轻视态度。

袁宏道就说过，精于一技的工匠和饱读诗书的读书人其实是没差别的。因此某些刻玉高手甚至可以和缙绅并坐，而一些读书人如果科举之路走的不顺，也会去学一门技艺，比如制作眼镜、玉器或刻书、细木家具等。

因为这些读书人的加入，使得苏州的工匠技艺一时甲于天下，就算是京城的工匠也不能及，特别是苏州的细木家具和玉器，已经脱离了日用品的概念，而成为了艺术品的存在。苏州名士文震亨，甚至著有《长物志》12卷，叫人如何去享受生活。

按照穿越者的看法就是，读书人找不到出路，所以江南士风才会变得越来越奇怪了。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给这些读书人找到工作，让他们有事情可干。

那么这个时代的读书人都有什么能做的？一个就是教书，另一个就是当官了。教书这个事么，新政府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自然就能吸纳一批读书人进去。可当官这个事就比较麻烦，读书人想要的是做官而不是当胥吏，虽然在穿越者看来两者没啥区别，但是对于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这完全是天壤之别。

面对这样的情况，想要弄出一批职位安置这些读书人，那么就需要对官员的职能进行细化分工，比如像苏州这样商业发达的城市，本就不适合封建王朝的小政府形态。将政府职务和城市管理的职务一一分开，特别是财税、市政、司法分别设立单独的衙门，那么就能够多出不少职务了。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海外殖民的事务，也能够多出不少职位来。

当然，对于这些职位，李自成并不打算采用科举制来录取，这只会增强士绅的力量。他希望新的官僚阶层应当更加贴近平民，就是那种平民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能进入的官僚阶层。至于旧的士绅阶层，每三年才300到400人，相对于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用来做事则太少，用来管理国家则又太多了。

如果拿后世的社会阶层来比较，进士更类似于精英官僚，他们的能力不在于处理具体事务，而是为这个国家设立制度或是改革制度。类似于后世负责实际事务的技术官员，在这个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的，胥吏其实更像是一种类似于世袭工匠的存在，他们只知道萧规曹随，并不知道为啥要这么做。

培养技术官僚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只要建立专门的学校进行教育就可以了。衙门选人时，一张毕业证，最多再加上资格证书，就可以通过文官考试进行筛选了。和考进士相比，这样的当官路线显然更加的平坦，李自成授意马士英把这条升官路线透露出去之后，很快就吸引到一批读书人。

除此之外，李自成还通过翁汉津和席本桢，向苏州商界进行了示好。在打击了一批欺行霸市的中介商和高利贷商人之后，李自成向这些商人们表示，像苏州这样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应当有权力就商业问题提出适当的法律条文，组织保护商人利益的公开性质的商会，并在商会下设立商业纠纷仲裁庭，仲裁庭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提告于官府。

原本被新政府雷霆手段给吓到的苏州商人们，得到了李自成的这个承诺后，终于安下了心来。他们不是怕官府打击那些黑心商人，他们怕的是官府连他们也一并打击了，毕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他们虽然不是黑心商人，但并不意味着从来没做过黑心的事。

李自成要求他们给商业争端提出适当的法律条文，这对于商人们来说也确实是个好消息，苏州作为江南经济的核心，最发达的商业城市，这座城市里遇到的各种商业纠纷，几乎已经包括了整个国家可能出现过的所有商业纠纷。

这些商业纠纷并不是都能合理的解决的，事实上大多数纠纷最终还是弱者被迫接受强者的要求，或是干脆被糊涂官员错判了，商人还没地方去讲理。

虽然在李自成没有提出之前，商人们也通过推举商人头领来作为仲裁人的角色，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商业纠纷。不过这种民间调解并不受到法律保护，必须要商人头领获得官员的认可，才能获得处理纠纷的权力，可一旦官员调任，一切规矩又得重新来了。

现在李自成既然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大馅饼，这些苏州商人自然立刻就接受了下来。而作为江南的经济核心，苏州商人制定的商业法律，很容易就被周边的地区所接受，这样一来又等于是增加了新政府的权威。政府的权威性，其实并不是制定法律，而是来自于民众对于法律的认可，民众并不在乎这条法律是谁提出的，他们只在乎这条法律有没有捍卫自己的利益。

打击黑恶势力、设立新法、给读书人做官的希望，这三条政策落实下去之后，江南的民心立刻就稳定了下来，而原本把持地方的士绅们，则势力大损。至少他们在城市里的影响力，是大大不如以往了。

到了这个时候，马士英也进一步推出了新的政策，就是重新丈量田亩，摊丁入亩，统计江南人口，重新编制赋役全书。名义上，马士英是宣布废除了大明时期的加派，但是如果重新丈量田亩这些事情一做，江南的地主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在过去的编制黄册历史中，许多地主都把自己的赋税分到了那些平民的头上，清亩就意味着这些隐没的土地和赋税都要被翻出来了。

地主们自然是不肯干的，这个时候就连陈名夏也不能忍了。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南方士绅的领袖，毕竟他现在可是南方士大夫在新朝出仕最高的一位，钱谦益的议员身份不能算官员。

陈名夏确实不想一开始就和新上任的马士英冲突，因为这打的等于是李自成的脸。永昌皇帝亲自点名任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你们说不行就不行，今后新政府还有权威可言吗？大家都是从大明朝混过来的，自然都知道一个皇帝执拗起来，那倒霉的可就不是一个两个人了。

所以，陈名夏觉得自己怎么的也得忍上一两年再说。只不过他没想到，马士英是这么急切的性子，屁股还没有坐热总理大臣的椅子，就迫不及待的朝着江南士绅下手了。而且一下手就这么狠，摆明了是要刨了士绅的根，这就由不得他不出头了。

他想不出头也不行，下面这么多人看着呢。要是他不出头，底下人心散了，他这个南京的首辅岂不是等于是个摆设了么。因此他向李自成弹劾马士英：行事操切，好大喜功，还有挟私报复的意思。

李自成没有把陈名夏这些人的弹劾放在心上，不过他也没出声，只是任由马士英行事。陈圆圆在一旁看的有些不解了，就向着李自成说道：“陛下把这些弹劾送给马首相，到底是要他自省呢？还是要他对付这些人？妾身以为，陈名夏这些人虽然行事迂腐，不过也算不得什么坏人吧？”

瞧了一眼陈圆圆，李自成失笑一声后说道：“既然是首相，自然就该有首相的权力。只要新政府还能正常的运转，我为什么要为一些攻击个人的奏章去质疑主持内阁的首相？假如我不信任他的话，解散内阁不就好了。

至于马士英么，他怎么看待这些弹劾奏章是他的事。现在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履行自己身为首相的责任。假如他不能履行这一责任，那么就该主动辞职，反之，他自然可以一笑了之，继续推进自己的施政计划。

朕的责任是让这个国家能够良好的运作起来，朕不是检查个人风纪的宪兵。我觉得，应该让他们好好的了解这一点才对…”

马士英这边接到李自成转送过来的弹劾奏章，一开始还是相当紧张的，他一度打算按照大明的规矩，停止自己的职务，然后等到皇帝的裁决。也就是等皇帝澄清了自己的嫌疑后再上班，为此他还写了一封谢罪折子送去了平山堂。

不过李自成的反应比较奇怪，看了他的谢罪折子就批了个阅字，然后又送了回来。而且也没让人替代他接手首相的责任。马士英诚惶诚恐的继续干了下去，接下来李自成收到的弹劾奏章依旧批阅后转送给了他，这下马士英慢慢琢磨过来了，永昌陛下这是让他自己处理这些弹劾奏章呢。

虽然自己来处理这些举报者不大合乎官场规则，但是马士英能做到当前的位置上也不是靠着正规途径，于是他也就展开了报复。虽然是报复，但是马士英也知道李自成在看着自己，所以他的报复也就是人事调整，把反对自己的官员丢到远处的边疆去，然后让北人过江去当地方官。

大顺和大明合并之后，还有一大批北方士大夫没有找到位置安排，马士英既然和江南士绅对上了，那么拉拢这些北方士大夫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些北方士大夫也愿意为新朝效力，而且他们对于南人也不满久了，北方都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这些南方人享受了这么久的和平，还不肯缴纳税赋，这不是过于自私了么。

第559章 云南

当江南人心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云南此时却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土司叛乱中。几乎和大明立国一样久的黔国公府，第一次被土司给攻下来了。

现任黔国公沐天波虽然逃到了楚雄，但是他的母亲陈氏、妻子焦氏未能逃出，仓卒中逃入尼庵自尽。沐天波的弟弟沐天泽和沐天润也都在叛乱中遇害。

自初代黔国公封镇云南之后，黔国公府对于云南百姓来说就和皇帝没啥区别，事实上在云南黔国公府的命令比朝廷的政令要更有效。

只是，沐英的后人并不如先祖那样谦逊而有才能，黔国公的传承中不仅出现了数次手足相残，上位后的黔国公也只顾享受荣华富贵，丝毫没有治理云南的心思，这令黔国公府在土司的威望中大大的降低了。

现任黔国公沐天波就不是一个什么出色的人物，他父亲沐启元轻狂不法，纵容家奴残害百姓，巡按余瑊按律逮捕犯法家奴。沐启元居然调集兵马，用火炮对准巡按公署。于是在崇祯元年，祖母宋氏害怕儿子为家族惹祸，下毒将沐启元毒死，当时沐天波只有10岁。

因为父亲之死，沐天波对于崇祯并没有好感，弘光登基要求云南助饷，结果他一毛不拔。只不过他错以为云南土司畏惧的是黔国公府的积威，而不知这些土司畏惧的是大明黔国公府。

当大明眼看着摇摇欲坠的时候，土司们就对这个只会索要贿赂和贡品的黔国公府看不上眼了。永昌二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声言：朱皇帝都没了，哪还有什么沐国公。

吾必奎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沐天波和云南官吏急忙下令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部，于九月间一举击败叛军，吾必奎及其党羽都被活捉。

虽然沐天波平息了这场土司叛乱，但是这场叛乱也暴露了黔国公府的虚弱。因为过去镇压土司叛乱都是官军为主，土司出兵为辅，土司的出兵其实就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而已。但是今次这场镇压叛乱，几乎都是土司的力量，而大明官军几乎就没有怎么出动。

土司中的聪明人已经意识到，北京被流贼攻破的消息对于这些云南明军的打击是相当大的，特别是一些内地官兵已经纷纷想要返回内地去了，不愿意在留在云南戍守边疆了，因为他们已经不知为谁守边了。

黔国公府虽然在云南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和这些内地官兵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因为过去黔国公府是把他们当成外人看待的，认为是朝廷派在云南监视自己的。现在朝廷既然没了，谁还会乐意去听黔国公的命令？

失去了这些内地官兵的支持，云南本地势力又怎么比得过土司的兵马，毕竟云南的汉人并不算多，也不像土人那样需要时时参与土司间的争斗，他们自有朝廷保护着，于是云南汉人的武力和土司相比就显得比较薄弱了。

以这样羸弱的武力，却占据着这么富丽堂皇的昆明城，在土司眼里，被沐家经营了200多年的昆明城，实在是和天堂没什么区别。土司们自己也就生出了异心，其中沙定洲是最敢想敢干的，他这个土司的位置就是抢了自己大哥夺来的，因此他自然信奉强大者可以拥有一切的道理。

在沙定洲看来，现在黔国公府弱小而自己强大，那么自己消灭了黔国公府，自然可以取而代之。因此他逗留在昆明迟迟不走，等到其他土司都离开昆明后突然对昆明发起了进攻，不及防备的沐天波根本没法组织起反抗，最终在几名护卫的保卫下丢下昆明和自己的家人，投奔了楚雄的杨畏知。

不过沙定洲听从了谋主汤嘉宾的建议，并没有混了头打起反明的旗帜，因为周边的两广、贵州还是大明的治下。他一边争取明朝廷任命的云南官员和在籍的汉族官绅，以云南巡抚吴兆元、在籍大学士禄丰人王锡衮的名义给都元帅府上疏，说：“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

一边则打听到沐天波的下落后，便出兵楚雄，试图要将沐天波斩草除根。不过他的军队被杨畏知集结的军队击败。在西进失利之后，沙定洲发兵收取云南各地，在不长时间里除了杨畏知、沐天波控制下的楚雄以西地区外，都归附了沙氏。

李自成收到了沙定洲的上书后就丢在了一旁并没有做什么回复，他等待着另一边的开价。果然，不出意外的在永昌三年四月，他收到了沐天波和杨畏之等云南官吏联名签署的求援信，其实也是一封归降文书，请求都元帅府出兵救援。

李自成这才召集了诸将询问对策，诸将对于云南土司之乱自然是一致谴责的，既然李自成继承了大明的疆域，云南自然不能从大顺手中分离出去，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什么军事问题。

但是对于云南土司之乱该怎么应对，诸将的分歧就比较大了，刘良佐、刘泽清两人认为沙定洲叛乱肯定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沙定洲已经差不多占据了大半个云南，杨畏知、沐天波只能控制楚雄一地，双方的实力完全不成正比，想要平定沙定洲之乱，就得从外省调兵入云南，但现在大顺却无兵可调，因此应当安抚沙定洲为上。

刘良佐、刘泽清的看法倒也获得了一批将领的支持，因为现在大顺虽然获得了名义上对南方各省的统治权力，但是各省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是不同的。简单的说，就是距离顺军越近的地方就越认可大顺，越远的地方就越不把大顺当回事。

云南、贵州远离长江流域，这两个地方能够名义上顺从中央政府就不错了，至于要求他们全心全意的效忠中央政府，那是不现实的，毕竟往来一趟都要一个月之久。因此调云南周边的官军入云南平乱，要么无兵可调，要么就不可能听从这样的命令，派顺军前往云南，则沿途过境的各省非跳脚不可，难保不会引发更大的乱子。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现状，只要沙定洲不自立为王，就不去搭理他，反正他也不可能碍到大顺什么事，云南毕竟是彩云之南的地方，距离中原实在太远了。

不过贾汉复、张鼐却不认同，他们觉得新朝刚刚建立，沙定洲这边就掀起叛乱，这摆明是在藐视新朝，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一定不会安于一个云南的，如果不能趁着他把云南经营成铁桶一块之前消灭他，那么云南恐怕今后就“不复为中国所有”。

两人更进一步的说，云南的叛乱还是小事，重点在于新朝的应对如果不够妥当，给其他野心家以为新朝只是徒有虚名，那么难说不引发更多的此类事件，到时他们就算想要镇压都镇压不过来了。

除了这两派的意见外，还有其他一些稍稍变通的看法，但终究没有逃脱战或抚两个主要方向。李自成充分听取了将领们的看法，之后又询问了政府方面的看法，之后便下令让大顺时报就沙定洲叛乱做了一个系列报道。

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统计司也把云南的各类情报给收集的差不多了，所以在李自成的要求下，大顺时报着重强调了两点。

一个重点是沙定洲谋杀了自己的兄长，娶了自己的嫂子，气死了老爹，从而获得了土司之位。另一个重点是，沙定洲的土司兵在昆明城内对汉人进行了屠杀和劫掠的事件。

大顺时报把这些内容刊登出来之后，原本对于云南土司之乱毫不关心的江南百姓，这下倒是对沙定洲唾弃了起来，一个是此人杀兄娶嫂简直就是禽兽行径，另一个就是对于昆明城内汉人的被屠杀感到了气愤。

在此前，大明百姓对于杀汉人不汉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们反感的是杀戮百姓的行为。但是，在地域观念下，这些百姓又会维护本地的官军杀外地百姓的行为。

只是在扬州之乱后，李自成把杀戮平民提升到了一个政治高度后，江南的市民阶层也开始对被杀者的身份开始有所注意。而大顺出兵日本，为困于长崎的中国水手出头的事件，更是进一步刺激了这些江南百姓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

因此，这一次沙定洲在云南屠杀汉人，很快就引发了江南市民阶层的反感，同时也对某些士绅读书人所主张的维护大局，也进行了自发的批评。看到民间舆论对于安抚沙定洲甚为不利，许多主张维护大局的人也就闭上了嘴。

眼看着舆论上对于镇压沙定洲叛军形成了主流意见，五月底李自成再一次召集了军政要员对云南之事进行了最后的决断。在这次会议上李自成对着军政要员说道：“沙定洲的行动就是叛乱，现在舆论都认为应当尽快拿下沙定洲解救云南百姓，朕的看法也是如此。

当然，就目前的局势来说，由我们直接出兵还是不大合适的，而调集云南周边的人马进入平叛，朕以为最好还是从四川抽调人马。四川的人马有两支，一支是张献忠部，一支是大明官军，派使者前去询问两处，看看他们谁愿意领兵去云南平乱…”

舆论的声势已经形成了主流，这一次的会议上自然不会有什么再提出招抚的方案了。

第560章 荷兰人

永昌三年六月，荷属东印度公司议员彼得·弗拉克乘坐荷兰商船格罗号抵达了上海，面对岸上成片的农田和不时出现的村子，站在船头的弗拉克兴致勃勃的对着身边的揆一说道：“虽然我们和中国人打了一仗，但是中国人却同意了我们的商船能够进入长江，从这点来说，这一仗我们也不算失败。这里看起来就和荷兰一样繁华啊…”

面对弗拉克感慨，揆一却没有这么乐观，他不得不提醒道：“中国人允许我们在这里进行交易，但是必须按照中国人制定的规则行事，并不得在这里建立城堡等军事据点。因此，这里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巴达维亚。”

弗拉克却不以为然的回道：“中国人又不是那些野蛮的土著，既然我们都不得不向幕府将军屈膝，那么比对幕府将军更有权势的中国皇帝屈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莱恩总督已经决定了，公司的目的是来东方赚钱的不是来东方进行征服的，我们过去几年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越南人、万丹人、马打蓝人已经打得够多了，如果再和中国人打起来，那么公司要拿什么去回馈股东？

战争不可能继续，我们需要的是获得和中国的通商权力，并请求中国人放开通往日本的航线，否则公司在东方几乎没有生意可做了。”

揆一虽然没有总督和议员们那么广阔的视野去看待公司的发展，但是也知道中国人向海上扩张之后，东亚的海上秩序就变得一团糟了。

过去东亚的海上秩序其实是荷兰人和郑芝龙共同维持的，在数次挑战中国的近海海权无果之后，荷兰人默认了郑芝龙对于中国沿海的控制权，而郑芝龙也承认了荷兰人在南洋的统治权力。虽然双方在口头上达成了协议，但是双方背地里依然在扮海盗劫掠对方的船只，因为双方知道对方拿自己没办法。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因为人力不足，虽然在船只性能上占优，但是数量上真吃不消和中国海商硬拼，实际上都不需要中国海商，就是大陆上实力弱小的柬埔寨，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一样对付不了。1643-1644年，柬埔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发生柬荷战争，荷兰战败。

而郑芝龙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获得朝廷的支持，因此并不敢大张旗鼓的对外扩张，可以说郑芝龙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大陆上，只是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了海上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付中国海商最大的盟友，其实是大明朝廷。

但是现在不同了，在大陆上击败大明的新皇帝采取了全力支持郑芝龙向外扩张，束缚住中国海商的绳索被解开了。不要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连日本都扛不住这个大陆国家的随意一击。事实上在日本幕府向中国方面赔礼道歉，释放了中国的天主教船员的消息传出后，此前还在鼓动幕府和中国人作战的荷兰人立刻就熄火了。

他们很清楚一件事，能够让一向好面子的日本人低声下气的放人赔钱，那么就说明一件事，日本人是真打不过中国人。那么接下来的选择就很简单了，一旦中国同荷兰继续战争，那么日本肯定会向中国屈服，切断同荷兰的贸易的。

维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济基础可不仅仅只有香料贸易，1620年荷兰人自己统计了欧洲香料市场的需要：丁香一年消费47万磅，肉豆蔻消费40万磅，肉豆蔻干皮消费8万磅。20多年过去了，这个消费数量并没有上升多少。

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只有四分之一来自于香料贸易，其他利润则来自于日本、中国、印度货物的贸易。特别是中国货物，不仅质量最好，种类最齐全，而且数量最够大。现在中国人一刀砍掉荷兰东印度公司最赚钱的两条航线，新上任的巴达维亚总督就只能跪下了。

范.德.莱恩也是花了好大一笔钱才竞争到这个位置的，要是在这里和中国人打上五年仗，这不意味着他要两手空空的回国了吗？先不要说股东会不会接受这个结果，就是他自己也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公司对于台湾的坚持，是因为台湾能够为公司带来利益，但要是为了这点利益把日本和中国的航线给弄掉了，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了。

更何况这芝麻还未必捡的起来，因为中国人已经占据了台湾北部，并收服了大肚王国打通了南下的通道，这意味着热兰遮城其实已经失去防御台湾的作用，因为中国人可以从北面一路南下，然后同海军一起围困热兰遮城。

搞清楚了台湾的局势之后，范.德.莱恩就立刻决定抛弃台湾了，他对于彼得·弗拉克的要求就是，只要能够收回热兰遮城的建筑成本，不管多少都行，那么就可以结束和中国人的争端了。对于公司决定有所不满的，大约就是如揆一这些台湾商馆职员了，毕竟他们可是在台湾土地上投了不少钱了。

不过，彼得·弗拉克可不会理会这些，他可没在台湾商馆上投过钱，不过他倒是很有机会在上海投上一笔，看着正在大肆兴建的上海码头，他已经开始考虑在什么地方租或购买土地建造堆栈了。

只不过，彼得·弗拉克还没有来得及见识一下上海县城的繁华，就被等候在这里官员给送往扬州去了。不过这趟扬州之行，对于这几位荷兰人来说都是不虚此行，因为他们获得了批准，此次可以从苏州过运河前往扬州。

此时正是荷兰省最为璀璨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的外港几乎每天都有数百条船只进出，环绕着阿姆斯特丹的运河系统，把这座城市扩张到了一个农业时代难以企及的规模，这座城市就是事实上的欧洲之都，充满了阳光、希望和金钱的味道。

不过当彼得·弗拉克看到了苏州城后，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另一个奇迹之城，这座城市同样受益于运河系统，内河船密密麻麻的排在了运河上，简直看不到头和尾。而城市周边的村镇没有一处是衰败的，都是人来人往充满了活力。

事实上从苏州到镇江的一路上，荷兰人都认为自己是在城市中旅行，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乡村中也有这么多商店和客栈，他们只能认为中国人是把农田放在了城市之中，从而造就了一种奇特的城市文化。彼得·弗拉克觉得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因为他要观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也正是有了这一趟旅途，荷兰人更是坚定了要同中国人讲和的念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可能在东方战胜一个如此强盛的国家的。只要中国人有足够的木头，光是凭借这座城市里的工匠，得·弗拉克都认为中国人就能造出和荷兰本土一样多的船只。

虽然荷兰人是欧洲的造船大国，但是把船从欧洲开来可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在这个期间估计中国人早就把南洋给控制住了。那么失去了海上控制权的荷兰人，凭什么和拥有海上控制权的中国人进行搏杀？

有了这样的觉悟之后，荷兰人抵达扬州后就老实了许多，乖乖的等待着被李自成召见。而此时的李自成正忙于和郑芝龙协商关于海外殖民事务。徐州会议上，郑芝龙被封爵南安侯，算是比弘光帝封赏的南安伯高了一级。

不过令郑芝龙更为在意的却是受封海军大臣一事，对他来说这个职位可比光宗耀祖的爵位更稀罕了。因为这意味着他有机会对海上势力重新进行规划了，因此接到消息的他很快就从澳门跑了回来，想要先落实了自己这个海军大臣的位置再说。

李自成对于郑芝龙的热情表示赞赏，但是对于郑芝龙想要把海上的力量都纳入自己的掌握则表示异议。他认为光凭郑芝龙一个人并不能把海外事务包揽下来，而且海上往来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要考虑到天气的影响，所以在海外划分区域镇守，海军大臣的主要任务是建设海军、规划港口，确保对海上交通要点的控制。

郑芝龙一开始还是有些轻视李自成的，因为他觉得李自成是陆上之将，对于海上事务应当是不熟悉的，因此只要就海上事务进行讨论，对方应当是说不过自己的。当然，如果李自成用权力压制自己的话，他也只能认栽。

只是双方经过数次讨论之后，郑芝龙不得不承认，李自成对于海上事务是相当熟悉的，他以为这是统计司的功劳，毕竟现在大家都认为统计司就前朝的锦衣卫和东厂。那么弄到这样一些情报，倒也并不是很稀奇。

撇开了那些有的没的心思，郑芝龙和李自成进行了热烈的磋商后，郑芝龙向李自成承诺，他将把手下的军士和海商进行区分，之后会退出商业的经营，以确保海军能够专注于战争。

李自成也决定给与郑氏海商一些特权，以作为他们在必要时候必须接受朝廷征召的补偿。同时他决定把东亚地区分为两个海上控制区，以琉球和上海为界，以北海域归北洋大臣，以南海域归南洋大臣，两位大臣位于海军之下，负责调度本区域内的海军，捍卫航线及打击敌对力量。

第561章 海外拓殖一

郑芝龙对于南北洋的分法是有些意见的，因为日本航线和马尼拉、巴达维亚航线被分开了，但是他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而且就是闽浙海商内部也开始了分裂。

郑芝龙虽然是中国海商的保护者，但是他的这种地位是历史环境造成的，并不是他真正的控制住了整个中国沿海的对外贸易商。而这种历史环境，同朝廷对于海外贸易的严厉管制，和欧洲商人在亚洲的势力增长分不开的。

隆庆开海虽然让大明放松了海禁，但是皇帝不过是把海关关税当成了自己的私房钱，因此皇帝注重的不是海外贸易，而是海外贸易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税收。因为皇帝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海外贸易的，因此被派往海关收税的太监并不关心海外贸易，只关心海商能交多少税。

这些眼睛里只关注着皇帝爱好的太监们，哪里会在意海外贸易和农业生产的差别，农业生产几乎是很稳定的，因此每年都能收取固定税，而太监们自然也就把海外贸易视为了另一种海上的农业，只要税额确定下来，不管船只有没有回来，船主都是要纳税的，至于携带货物返回的船只还要再抽分。

这种僵硬的收税办法，只能迫使有没有背景的船主走私，因为海上行船三分险，五艘船出去回来四艘已经算是相当成功了，按照欧洲人的说法，往来欧亚的商船最多也就来回三次，第一次最安全，第三次就很有可能出现海难了。

因此海外贸易和农业生产是两回事，顺利的时候船主一次就能发家，但是不顺的时候，一次船难就能破产。朝廷拿着僵硬的农业生产方式来管理海商，自然引发了海商们的不满。像郑芝龙第一次反叛朝廷后，很快就聚拢起上千艘船只，这些船只其实就是那些走私商人对他的投资。

走私商人为什么要投资在郑芝龙身上，一是因为郑芝龙不是真正的海盗出身，他也是海商出身，曾经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买办，因此大家的利益比较一致，他们当海盗不是为了打倒朝廷和劫掠沿海平民，而是为了迫使朝廷在海外贸易上做出让步。

二便是，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上的迅速扩张，之前的几个总督都是扩张主义者，不仅要和南洋各地的土著开战，也要劫掠大陆上各国的商船，打击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在亚洲的贸易，这自然也威胁到了中国海商。

但是面对规模巨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和更为先进的大船巨炮，中国海商以单个的力量只能被一边倒的收割，这就是他们愿意支持郑芝龙，然后抱团取暖的原因。崇祯六年金门海战，郑芝龙的船队击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从而为中国海商保住了东亚地区的航线。

只是在郑芝龙的带领下，中国海商也只能保住现有的地盘，并不能阻止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地区的扩张，当荷兰人拿下马六甲后，中国海商通往印度洋的两大海峡通道就被荷兰人控制住了，中国海商活动的区域进一步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