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我是蒋纬国 第336章

第二条是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地的海外华侨的捐助，每年约二三千万美元（东南亚华侨除了捐助蒋纬国钞票，还低价出售甚至白送给蒋纬国大批橡胶）；

第三条是金三角毒品基地制毒贩毒的黑色收入。

根据金定国的报告，截止到1939年初，他们已经在泰国、英占缅甸、法占老挝的三国交界处拓展了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地盘，控制人口约50万，组建了约5万人的武装力量，毒品种植面积已经超过50万亩，年产鸦片超过800吨。

金三角的鸦片主要有三个用途，一是直接贩卖，二是提炼出海洛因等更强烈的毒品进行贩卖，三是运回国内加工成药品。

金定国等人没有让蒋纬国失望，因为金三角此时一年可以给蒋纬国带来超过500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钱都是从英属印度殖民地（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克什米尔、缅甸、克什米尔）、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英属文莱、荷属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榨取来的，其中，英属印度堪称金三角的第一大“供货市场”，在巨额的利润前，大批的英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官员也被金三角给拉下了水。

眼下，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金定国等人正按照蒋纬国的指示，准备再接再厉，控制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三国交界的“金新月”，甚至还准备派人前去拉丁美洲，控制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四国交界的“银三角”，从而把世界三大毒品基地都变成蒋纬国的黑色财源，争取把毒品卖到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去，特别是要卖到美国去，美国人有的是钱，卖毒品给美国人，一来可以狠狠地赚钱，二来可以糜烂美国，一举两得；

第四条是国民政府也就是蒋介石给蒋纬国的拨款，基本上忽略不计，也就几百万法币，都不够蒋纬国塞牙缝，甚至有时候蒋介石还跟蒋纬国要钱花；

第五条是华北六省一市的财政收入，目前还很少，因为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刚开始，财政完全是入不敷出，不但不能给蒋纬国赚钱，还要蒋纬国不断地扔钱进去；

第六条是蒋纬国先后创办的中国能源总公司、中国冶金总公司、中国江河船运总公司、中国海洋船运总公司、东方航空公司等大型企业的商务利润，蒋纬国一年可赚七八百万美元；

第七条是德国在获得中东油田后给他的“红利分成”，目前还没兑现，因为德国目前还没有获得中东油田；

第八条是犹太人的卖身救命钱，这一条是仅次于希特勒援助的蒋纬国第二大财源渠道，光是救出德国境内的四十万犹太人，就让蒋纬国捞到了2亿美元，再加上蒋纬国不停地救人，所以财源滚滚，光是在1939年这一年里，他就从犹太人身上结结实实地捞到了四五亿美元。

光是靠以上八条财路，蒋纬国的腰包还是不够用，所以他又开辟了两条新财路。

蒋纬国现在掌握的地盘、人口都比先前的鲁晋二省大大增加了，所以他的武装部队的人数也水涨船高了。

正规军方面，蒋纬国现在有约70万部队，约60万是南京军，约10万是东北军旧部以及少数的其它地方军队（注：南京军和此时在六省一市境内的东北军等部队都是“华北军”，但只有南京军是“龙魂军”），同时，宪兵、民兵（预备役部队）、警察、武警等武装人员和准武装人员的数量同样增加了，在萧山令的苦心经营下，六省一市共计有420多个县，每县成立民兵队，使得民兵数量增至100万，宪兵增至10万，警察增至60万，武警（武装警察）增至10万，从而让蒋纬国掌握的武装人员和准武装人员总数高达250万。

其中，武警部队得到了现代化、正规化、系统化的发展，根据蒋纬国的“指导”，华北武警被细分为内卫、黄金、林草、探矿、水电、消防、边防共七个系统，内卫武警保护政府重要机构和重要人员，黄金武警负责寻找和保护金矿，林草武警负责森林、草原地带的防火灭火，探矿武警负责协助工业部门勘探矿物资源以及保护大型矿场，水电武警负责建设和保护大型水电工程，消防武警负责在平民居住区防火灭火以及在非暴力意外事件中解救平民等，边防武警负责边境检查、边境巡逻、边境治安管理、打击偷渡和海上缉私等。

武警的七个系统里，黄金武警正是蒋纬国的第九条财路。

挖黄金，没什么比这个更直接来钱的了，但金矿不是遍地都有。

中国的金矿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在后世，中国金矿已探明储量约9000吨，其中，山东是黄金储量最多的省（第二是河南），并且多半在莱州、招远一带，两地黄金储量高达约2500吨，中国十大金矿里足有五个在山东省的烟台地区。

山东眼下在蒋纬国手里，他肯定要大肆挖黄金，特别是招远，招远金矿开采历史十分悠久，在清末洋务运动时就产金子了，蒋纬国眼下自然是不惜血本地扩大生产规模，另外，陕西小秦岭一带也有大型金矿并且同样开采历史悠久，虽说那里目前是胡宗南的地盘，但胡宗南这个蒋介石的得意学生肯定不是蒋纬国这个蒋介石的得意儿子的对手，蒋纬国霸占小秦岭金矿，胡宗南也是无可奈何的，更何况，蒋纬国挖金子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家。

在召集这方面的地质专家、采矿专家进行商讨和分析后，蒋纬国得到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结论：光是招远金矿和小秦岭金矿，在进行正规化生产后，一年就能出产50吨以上黄金，折算美元七八千万，如果加上其它的一些中小规模的金矿，靠着挖金子，蒋纬国一年能捞到一个多亿的美元。

这件大事被蒋纬国交给萧山令去办，他手里已建立了黄金武警。

蒋纬国的第十条财路正是挖宝藏。

世界上肯定有很多宝藏，什么世界十大宝藏、世界十大沉船之类，中国也有所谓的“十大宝藏”，其中最家喻户晓的就是石达开宝藏、张献忠宝藏、李自成宝藏等，但这些“宝藏”大多数是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甚至是地摊文学用来故弄玄虚、骗人眼球的，基本不足为信，蒋纬国虽然缺钱，并且缺得堪称饥不择食，但还不至于真的派人去寻找这些子虚乌有的宝藏，海统局印度分局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帕德玛纳巴斯瓦米神庙的地下密室里盗取的宝藏只是一个意外，蒋纬国挖的“宝藏”其实是另一种东西。

南京军的正规军共有16个师，包括1个生化兵师和15个野战师，很快有了第17个师，该师番号是第40师，师长是一个“风云人物”。

“孙将军，你呢，虽然外人对你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但我知道你还是很爱国的。

热河保卫战期间，人马比你多、装备比你好的东北军万福麟部和汤玉麟部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披靡，只有你，带着部队在赤峰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军，血战十多天，杀伤日军好几百人，另外，抗战初期的平津会战，你也积极参加了，由此可见，你也是有一腔热血的，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办公室内，蒋纬国笑容满面地迎接着将被他委任为第40师师长的孙殿英，“现在，我父亲在我请求下，重建你的第40师，划入南京军，跟南京军其它师一样下辖三个旅、九个团，你仍然是师长，怎么样？”

孙殿英霎时眼眶湿润，几乎感激涕零，声音哽咽地道：“二公子，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没齿不忘！我以后一定肝脑涂地、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蒋纬国笑起来：“言重了！言重了！”

孙殿英对蒋纬国感恩戴德确实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真心实意的。

孙殿英是不折不扣的杂牌军出身，北伐后被蒋介石收编，成为杂牌军第12军的军长，但“出身不好”的问题自然让他在国军里面混不开，中原大战期间他站错了队，跟着冯玉祥打蒋介石，战争结束后，他的部队被张学良改编成第40师，从军长变成了师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为华北局势紧张，他的部队得到扩建，被扩编成第41军，他再次成了军长，热河保卫战中，他参战了，并且还是参战的中国军队里表现最好的一支，随后被蒋介石下令调到西北“进行屯垦”，实际上是被蒋介石当枪使，用来对付西北马家军，从而爆发了“四马拒孙”战役，孙殿英遭到惨败，部队七零八落、一蹶不振，七七事变后，他被宋哲元收编，因为石友三被蒋纬国除掉，所以石友三的部队被交给他，跟他原先残部合编为第181师，参加了平津会战，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两年来，孙殿英无所事事，他本来还顶着一个“第181师师长”的空头衔，实际兵力只有二三千，但国军在中日议和停战后进行全面大整顿，没有人脉关系的孙殿英部肯定是遭到“优先整顿”的对象，第181师被裁撤，番号被中央军收回，孙殿英彻底一无所有了。

就在这时，孙殿英突然接到蒋纬国的邀请，声称帮他重建他的老部队第40师，仍然让他当师长，并且还把他和他的部队划入南京军序列里。

得知这个消息的孙殿英根本不敢相信，因为这堪称“天大的好消息”，蒋纬国是什么人？蒋介石的二公子，并且“得宠”程度远超过他大哥蒋经国，又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天才”“战争英雄”“军民偶像”，目前他还是威风八面的“华北王”，跟了他，前途根本就不是问题，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他的南京军更是中央军“嫡系里的嫡系”，加入南京军的意义完全不需要多说。

孙殿英先是惊喜至极，随后也疑惑不已，不知道蒋纬国为什么看中他这么一个已经完全失势的杂牌军将军。

蒋纬国看中孙殿英，自然是有原因的。

孙殿英一方面有一些军事才干，中原大战期间，孙殿英死守亳州，遭到蒋介石中央军八九万人马的围攻，孙殿英坚持整整三个月，直到援兵到来，打赢了那场亳州战役，热河保卫战期间，万福麟、汤玉麟等人都畏敌如虎、不战而逃，唯有孙殿英带着他的杂牌军卖力地抵抗了十来天，打死打伤日军四五百人，还曾立誓跟赤峰共存亡，为抗战做出了一定贡献。

当然了，蒋纬国看中孙殿英的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孙殿英“闻名全国”的那件事：东陵盗宝。

“跟着我，以后你好好干！”蒋纬国亲热无比地拍了拍孙殿英的肩膀，“你的第40师，主要负责一件非常重要的、非常重大的事，相信你干起来是轻车熟路的!”

孙殿英顿时恍然大悟，他心领神会，连连点头：“二公子放心！我会做好的！”

蒋纬国缺钱都缺得快发疯了，制毒贩毒的事他都干得出来，盗墓又算什么？其实为了敛财而去盗墓并非蒋纬国的独创，孙殿英就是他的“前辈”，不过，这也不是孙殿英独创的，三国时著名枭雄曹操就专门干盗墓勾当以筹备资金军饷，在后世很出名的“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就是曹操设立的盗墓部队的官职（所以曹操害怕自己死后也被盗墓，从而搞出“七十二疑冢”），民国时期的地方军阀也经常盗墓筹财，孙殿英和直系军阀将领靳云鹗、陕西精国军将领党玉琨号称“民国三大盗墓枭雄”，奉系军阀汤玉麟在盘踞热河省期间也偷偷地挖了热河省境内的辽圣宗、辽光宗、辽道宗的皇陵。

为了钱，蒋纬国现在也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这条“罪恶道路”，并且蒋纬国想得很达观，他认为，那些皇陵里堆满了无数奇珍异宝，都是封建统治者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让那些珍宝给死人陪葬并沉睡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怎么看都是一种浪费，适当地取出来一些，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孙殿英曾盗取的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境内，就是蒋纬国的地盘，这片皇家陵墓建筑群占地八十多平方公里，共有大小陵园十五座、陵墓一百五十七座，埋着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后、一百三十六个妃嫔、三个阿哥、两个公主。

客观上讲，孙殿英当初的盗墓行为虽然闹得纷纷扬扬，但其实孙殿英盗取行为的规模并不很大，只挖了两座陵，十分之九以上的奇珍异宝仍然长眠在地下（孙殿英挖了两座陵，剩下的一百五十多座在抗战胜利后统统被挖了，动手者打出的旗号是“打倒封建帝王”），如今，蒋纬国伸出了“魔爪”。

“第一，绝对保密！第二，不准破坏！”蒋纬国嘱咐孙殿英，“明白了吗？不准使用炸药、大型机械等蛮力手段，要小心地保护，悄悄地挖进去，悄悄地拿东西，悄悄地再离开。

我会聘请一批土木专家、工程专家、建筑专家、考古专家、历史学家帮你，我们只为了求财，不是为了搞破坏，也不准侮辱里面的尸体!”

孙殿英连连点头：“二公子放心吧！我明白，我明白！”

南京军第40师在后期较长时间内成为蒋纬国专属的“盗墓部队”，专门挖掘古代陵墓，盗取陵墓里的奇珍异宝，再被蒋纬国变卖成钱，用于六省一市的建设和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蒋纬国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注意保护的，他的行为可以说是“考古”，小心翼翼、轻拿轻放，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弄钱。

另外，蒋纬国基本上不动那些艺术性很高的、历史价值很大的文物古董和陪葬品，国宝级的文物是得到他的保护的，次品被他拿去卖钱了。

得到蒋纬国的赏识和重用，孙殿英十分卖力，一年内就给蒋纬国从地下挖出了几千万美元的资金。

打铁还需自身硬，盗墓、制毒贩毒、靠人接济等各种“歪门邪道”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蒋纬国的真正财源，还应该是六省一市的财政收入。

为此，蒋纬国特地邀请了刘大均、何廉、方显廷、陈岱孙等一批中国此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帮他制定经济对策。

众位专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为蒋纬国出谋划策，首先，加大税收或增加税务项目肯定不可取，六省一市百废待兴，民众大部分生活在困苦中，加税万万不可，只能发国债，否则就是瘦羊身上剪羊毛了。

专家们踊跃发言，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建议，比如，招商引资，吸引外资和国外人才，特别是海外侨胞，让他们把资产、人员一步一步地转移到国内，既可以刺激国内经济发展，也可以避免在接下来的世界大战中让他们蒙受损失乃至灾难；抓住并扩大几个主要税源，比如烟草、盐业、铁器、酒糖等；北平此时是六省一市的核心，在北平建立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从而大力发展金融业以及各种金融相关类交易所，形成资金集聚地；创建劳动密集型、资源出口型的外贸公司，特别是全世界基本被中国垄断的钨砂、猪鬃、桐油，出口优势产品赚取外汇；发行国债，向社会各界坦诚国家和政府此时的困难，请求国内各界能“有钱出钱”，当然了，政府不是白拿的，而是借的，会连本带利偿还的，并且偿还方式很多，可以用公司股份来代替，可以用土地来代替等。

会议上，一位叫冀朝鼎的经济学家向蒋纬国提议，在华北六省一市独立发行钞票以此避免六省一市的经济体系遭到国统区南方的负面影响，使得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华北经济得以实现“独立”。

蒋纬国在征询了众专家的意见后，没有采纳这个提议，因为此时的法币还是十分坚挺的（抗战期间，日本人打算伪造法币来扰乱中国经济，但法币的印刷技术十分先进，日本人并没有伪造成功，后来缴获到中国的法币印钞机和一批半成品法币后才掌握了法币的伪造技术，眼下自然没有干这件事），不止如此，蒋纬国另发货币在政治性质上是很严重的事。

总体而言，靠着一系列或正规或不正规或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蒋纬国勉强地解决了六省一市的资金吃紧问题，虽然还是严重不够，但最起码的是七成以上的项目都得以展开了。

当然了，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非常艰巨也是非常漫长的，发展经济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不管怎么说，有一个良好的开始总是最重要的。

第407节 紧锣密鼓（4）

中日议和停战以及德中日意四国联盟成立后，中国得到了真正“和平发展、和平建设”的时间，这段“和平时间”要远远地比先前的“黄金十年”（1927年至1937年）更加安宁，因为黄金十年期间，日本一直都在外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但在眼下，日本这个“中国最大外患”已经暂时性地不存在了，使得中国可以极大地如释重负，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国内的发展和建设事业。

同时，东亚局势也更加复杂了。

中日议和停战，是明摆着的，是公开的事，但德中日意四国联盟是秘密的，美、英、法、苏等国自然知道中日已经不打了，从表面上看，中日议和停战，因为“两国都被战争的巨大消耗拖得摇摇欲坠，所以暂时性地不打了，暗中抓紧时间、积蓄实力，准备下一场的中日全面大战”，但是，中日议和停战这件大事中出现德国的影子，就使得这件大事变得令人玩味了，美英法苏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或多或少地刺探到了一点内幕，隐隐间，中日议和停战似乎与“德中日勾结”挂上了钩。

美英法苏高层不得不给予高度重视，其中对此最重视的自然是苏联，因为“德中日勾结”堪称苏联的噩梦，日本素来对苏联怀有领土觊觎野心，德国一直对苏联磨刀霍霍，中国也跟苏联有着深仇大恨，如果这三国联起手，苏联的安全处境就极度不妙了。

莫斯科方面，斯大林与众苏联军政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反复地商讨对策，最后得出两大策略：

第一，按兵不动，怂恿中日继续开战，让中日继续打成一团，互相耗尽国力军力；

第二，果断出手，获得一大块战略缓冲区，从而加强苏联远东国土的安全度，这块“战略缓冲区”可以从两个地方获得，一是中国国土，二是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

斯大林等高层在认真研究后，倾向于第二个，因为，苏联出兵中国的弊端太大，一来中国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干什么“得罪”苏联的事，所以苏联出师无名，如果强行出兵，苏联就跟日本一样都是侵略中国的侵略者了，必然会让苏联在国际上承受骂名，让苏联的国际名誉一落千丈，此举还会导致中国境内的亲苏亲共势力、组织、人员与苏联离心背德或在中国境内成为过街老鼠，影响中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事业的发展，同时，苏联出兵中国，还可能本末倒置，导致中国彻底跟德日合伙，那苏联就得不偿失了，另外，苏联已经跟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出兵中国就是赤裸裸的撕毁条约、言而无信，彻底让苏联的国际声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并且，苏联也没必要出兵中国，因为中国的新疆、外蒙古地区已经在苏联的渗透和半控制中，新疆和外蒙古就是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虽然这两个地方都是中国的国土，但苏联肯定不可能拿出自己的国土作为中苏之间的缓冲区）；所以，苏联应该出兵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一来，日本侵略中国，苏联可以打着“帮助中国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冠冕堂皇的旗号，从而出师有名，赢得国际上的赞誉，还能为中国境内的亲苏亲共势力、组织、人员提供道义上的优势，赢得人心，助其获得生存发展的政治条件；二来，苏联此举还可以拉拢中国，破坏“德中日三国联盟”，苏联到时候故意归还一部分日占区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一来难以不动心，二来无法拒绝，逻辑是现成的：日本侵略中国，苏联慨然帮助中国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了一部分中国沦陷区，中国政府怎么能不要？中国政府不要，岂不是卖国求荣？中国政府一旦收下苏联的“礼物”，德中日联盟就会出现内部分裂，德日会怀疑中国暗地里跟苏联勾结了，在背后出卖德日，可以想象，日本本来就极度不信任中国，看到苏联帮助中国打日本，日本高层肯定会彻底恼怒，彻底跟中国翻脸，甚至爆发中日下一场全面战争，苏联就实现目的了；三来，苏联到时候名正言顺地占领一部分中国国土（日占区），可以让中国境内的亲苏势力获得生存空间；四来，不久前的张鼓峰战役中，苏日军队正式交手，日军连连溃败，丢失了张鼓峰，还被苏军趁机占领了张鼓峰附近一大片地区，所以苏军高层认为日军战斗力“不过如此”，从而对打败日军充满信心（实际上，张鼓峰战役中，日军是害怕受到中苏军队夹击，所以采取了避战退让对策）。

打定主意的斯大林传唤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向他下达了两个命令：

第一，加强对新疆和外蒙古的控制，要让这两个地方“完全地被苏联控制”，但为了不过度地刺激到中国以及考虑到国际舆论影响，暂缓外蒙古的独立，拒绝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多次提出“苏联帮助新疆人民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新疆脱离中国、加盟苏联”的请求，苏联政府仍然承认新疆、外蒙古都是中国的领土，但在暗中要实质性地控制住新疆和外蒙古；

第二，准备对中国境内的日军发动一场“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局部战争”，目标是攻占黑龙江省和吉林省，让这两个省变成苏联在远东与日本之间的陆上战略缓冲区。

“是！斯大林同志！”布柳赫尔元帅肃然领命（原先历史上，布柳赫尔元帅在大清洗末期也就是1938年11月被秘密处决，但此时受中日战争也就是蒋纬国的“蝴蝶效应”影响，幸运地没有搭上大清洗的死亡末班车，躲过了一劫。

）。

东亚局势越来越波云诡谲、暗流涌动。

世界大战已经越来越近，德国在争分夺秒地发展国力军力，日本也在拼命地发展国力军力（根据德中两国的要求，日本陆军进行裁军并保持现状不变，日本军队把大部分的资金资源都用于日本海军的扩建），中国同样在拼命地发展着国力军力，此时，中国的领土情况是这样的：被日本占领着四省二市（辽吉黑台、津沪），被苏联控制着外蒙古和新疆，西北三省（宁夏、甘肃、青海）被马家军控制着，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处于半独立状态，西康省是刘文辉的地盘，云南省是龙云的地盘，广西省是李宗仁的地盘，四川省在刘湘死后陷入了四分五裂，虽然蒋介石具备了全面控制四川省的条件，但不少川军内部实力派还进行着抗拒，包括四川省在内，国民政府的国统区总计18省3市（北平市、重庆市、南京市。

民国时期设有“特别市”，相当于后世直辖市，北平、南京、重庆、天津、上海此时都属于“特别市”），蒋纬国目前管理着鲁、晋、冀、绥、察、热、平6省1市，蒋介石目前控制着南方的12省2市（苏、浙、皖、豫、陕、鄂、湘、川、贵、赣、闽、粤、渝、宁），父子俩地盘一比二。

蒋纬国在北方发展，蒋介石在南方也发展，但蒋介石发展得明显不如蒋纬国，因为南方地盘内部太复杂，反对势力太多，各种派系盘根错节，蒋介石光是忙着铲除异己都忙得焦头烂额，自然不能像蒋纬国那么“幸福”，蒋纬国的华北六省一市内几乎不存在反对派（都在战争中被扫荡一空了，就算还有什么残渣余孽，也不是蒋纬国的对手），总体上讲，南方主要发展农业、商业、轻工业等，蒋纬国的华北则百业一应俱全，并且国统区七成以上重工业在华北。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蒋纬国不择手段捞来的巨额资金，还有德国人、犹太人、海外侨胞等势力的帮助，加上蒋纬国的“特殊能力”，蒋纬国在华北搞得比蒋介石在南方更加红红火火。

蒋纬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弄钱，目的不是为了“有钱”，而是为了发展，为了建设实业。

政府腰包要有钱，还要让老百姓腰包也有钱，同时，光有钱不行，要有实业，不然就像清末那样了，gdp世界第一，但都是农业和少部分商业带来的，没有工业没有实业，华而不实。

搞钱时，蒋纬国也想过一些另类的办法，比如开赌场、卖彩票、伪造外币假钞、纳妾交税等，甚至，他还想过后世的一种暴富敛财的“捷径”：炒房。

但这些堪称“馊主意”的办法统统被蒋纬国否决了，因为他不能刮地皮，不能制造泡沫经济，他需要的是真真正正的实体经济。

国民政府在经济上的弊端沉珂实在太繁杂太严重，所以蒋纬国不但要在军事上“独立”，还要在经济上“独立”。

枪、钱，没有什么比这两样东西在这个乱世中更重要的了。

蒋纬国召请众多经济学家，认真地分析过，国民政府当初的“黄金十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和成就，在革新刑法、稳定物价、改革货币、交通建设、改善公共卫生、禁毒、扩大农工生产、教育推广等很多方面的成绩和进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弊端也很多，比如国家柱石的重工业，发展得十分有限，钢铁工业甚至还出现倒退，清末建设的汉阳炼钢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每年产钢五万吨，但在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却停产倒闭了（不止如此，原先历史上，日本即将发动侵华战争时，国民政府却迟迟没有把东部工业迁到西部去，直到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工业遭到重大损失，国民政府才亡羊补牢地匆忙展开西迁，损失不计其数，在西迁过程中又再次遭受重大损失，眼下经过蒋纬国的防患于未然，这一点的损失倒不大），本来，战争是可以极大地刺激、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但在原先历史上，因为国军屡战屡败，加上国民政府机构混乱、管制不力以及大批国府高官罔顾国家利益、趁机大发国难财、千方百计地压榨本国的民族资产实业，导致中国的工商业在抗战期间被扼杀了生机，“越来越烂”，根据历史资料，1944年时，四川工业一半以上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一方面前线军队缺枪少炮，一方面后方工业既不缺原料也不缺人手，却大批大批地倒闭瘫痪，1943年时，重庆18家铁厂倒闭14家，4家钢厂倒闭1家，机器厂开工率不到10%，呈现出急剧衰落趋势，为什么会这样？一来是中国连续跟日本打仗七八年，实在打穷了，政府财政陷入枯竭，不得不加大企业税收，抗战后期的企业税收是抗战初期的几十倍乃至一百倍以上，开厂不但不赚钱，甚至还要赔钱，那企业家还开什么厂？二来国府大批高官巧立名目地用各种强取豪夺的办法压榨这些工商企业，让其处境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因，比如不重视人才，没有一个完整体系等。

蒋纬国真的没办法，他眼下不可能对整个国家、整个国民政府、整个国民党来一场“大清洗”，所以他只能另起炉灶，重建一套属于他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工商经济体系，华北六省一市自然是蒋纬国这套经济体系的“大本营”。

为此，蒋纬国五管齐下，他一方面跟德国人展开合作，在华北开办一系列中德合作的大型企业（这些中德合作企业里，大部分都是华北政务委员会跟德国政府联合开办的，中方出场地、人员、原料、资金，德方出设备、技术、专家，也有不多的一部分是德国商人来华开办的）；一方面跟犹太人展开全面的合作，在华北开办一系列中犹合作的大型企业（这些中犹合作企业，基本上没有犹太人独力开办的，蒋纬国也很担心让犹太人在中国境内自由发展会导致犹太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中犹合作企业十之八九都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和犹太人商团组织按照股份制一起开办的）；一方面招商引资，主要是海外侨胞，邀请他们来国内发展工商企业，并给他们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权；一方面自己开办工商企业，比如他的那些公司；一方面把国统区南方的工商实业邀请到华北，从当初的“西迁”再展开现在的“北迁”。

蒋纬国会给本国的企业家们、实业家们最好的发展条件，不会让他们继续留在南方遭受各方面的压榨和制约。

以三顾茅庐、礼贤下士的诚意，蒋纬国把此时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实业家超过五分之四都邀请到了华北，具体做法是：并非让他们放弃全国的市场，只是把公司总部安在华北，有蒋纬国给他们做后盾，任凭哪个国府高官也不敢再打他们的主意，继而再对全国展开业务。

蒋纬国第一个从南方邀请到华北的著名企业家就是号称“猪鬃大王”的古耕虞。

古耕虞今年只有三十五岁，但精通商学，并且满腔爱国热血，他此时已经垄断四川省的猪鬃出口业，他创办的“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抗战爆发后，国府曾指定国内猪鬃的收购、出口等业务都由官办的川畜公司经营，但国际市场只认古耕虞的虎牌猪鬃。

猪鬃虽然看似平常无奇，但不容小觑，它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是中国的传统出口物资，中国猪鬃的产量和出口量都占世界第一，比重高达95%左右，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并且国际市场需求量都极大，各列强大国都极度依赖中国的猪鬃，原先历史上，中国的猪鬃56%出口给美国，23%出口给苏联，21%出口给英国，累计换来了上亿美元的宝贵资金，是中国能坚持抗战的三大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另外两个是钨砂和桐油，中国的钨砂和桐油跟猪鬃一样都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猪鬃因为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战略出口物资，所以利润极高，出口价是在国内收购价的10倍以上。

原先历史上，中国猪鬃带来的利益里过半被国民政府获得，剩下的被国府官僚集团私吞，几乎没有多少份额用于进一步投资中国猪鬃产业，让中国猪鬃产业得以不断繁荣。

蒋纬国邀请古耕虞来华北，是要跟他合作，共有三个目的，一是霸占中国猪鬃产业带来的巨额利润，二是保护中国猪鬃产业不受国府官僚集团的压榨，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蠢事是蒋纬国不可能干的，三是竭力地支持中国猪鬃产业扩大规模，形成一个“越做越好、越做越强”的良性循环，促进华北经济、全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