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我是蒋纬国 第445章

“我所在的师得到了从莫斯科开向库尔干（乌拉尔山以东、鄂木斯克以西四百多公里城市）的新命令，不止我们师，据我所知还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老规矩，钱在老地方!”店老板头也不抬地继续擦着那些脏兮兮的酒瓶酒杯。

第二个客人离开后，店老板取出账本，用看似非常正常的记账方式记录着情报。

回家过年期间，蒋纬国一直处于非常烦躁和恼怒的情绪中。

蒋纬国不得不烦躁，不得不恼怒，因为他开始感受到了“内部敌人”带来的严重危害，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钱”字。

蒋纬国为了钱，一直都是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心机，为了捞钱，他不择手段，除了祸害本国和本国同胞的办法以外，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堪称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钱，蒋纬国不惜出卖灵魂给魔鬼，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枭，此时，不只是金三角，就连金新月、银三角眼下都有蒋纬国的秘密组织在大肆制毒贩毒，世界三大毒品基地都被蒋纬国秘密地控制着（金新月和银三角都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才逐渐成为毒品基地的，蒋纬国先下手为强，将其提前了三十多年）。

蒋纬国把金三角的毒品源源不断地卖到印度、东南亚，把金新月的毒品源源不断地卖到阿拉伯国家、欧洲、非洲，把银三角的毒品源源不断地卖到北美洲、南美洲，从而获得巨额利润，保守估计，蒋纬国“苦心经营”至今，在这三地已经控制了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百多万人口，毒品种植面积高达八十多万亩，其中光是鸦片就年产超过一千吨，另外还有上百吨的大麻和可卡因，垄断了全球七成以上的毒品交易。

制毒贩毒无疑是极其罪恶的，但蒋纬国饥不择食，为了国家，他不得不使用这种近乎丧尽天良的敛财手段。

实际上，蒋纬国的财路还是比较多的，国民政府的拨款只是杯水车薪，并且在蒋纬国众多财路里是最小的一条，用蒋纬国自己的话说，“如果靠老头子的那点拨款，老子早就饿死了，哪里还能养得起百万大军”，除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拨款，他的白色、灰色、黑色收入渠道主要有五条，一是开公司、搞发明、做正当生意等获得的合法利润，二是海外华侨的捐款，三是希特勒的资助，四是犹太人给的救命钱、卖身钱、保护费，五是制毒贩毒。

尽管如此，蒋纬国始终都财政入不敷出，资金捉襟见肘，钱不够花的处境就像一条绞索让他被憋得喘不过气，除了建军、养军、打仗，他还要发展实业、建设民生等等，压力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蒋纬国看到内地大量达官贵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官二代们、富二代们在大肆地铺张浪费、挥霍无度，他不想恼怒都难。

“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蒋纬国恨得咬牙切齿，“军队和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腰带，他们却如此快活！”

蒋纬国对经济不是很懂，但他做的很多事其实都涉及到经济学，加上他身边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耳闻目睹以及自我思考，使得他无师自通地想通了很多东西。

蒋纬国对经济学的顿悟就像《亮剑》里李云龙对政治学的顿悟，“李云龙昏沉沉犹如一盆浆糊的脑子里突然间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一束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缝隙照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明白了，不能钻在事物组成的乱麻里思考问题，要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地思考问题，别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

...世界上的事物原本很简单，但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故意把原本简单的事物弄得复杂了”。

蒋纬国差不多，他明白，经济学其实也不复杂，是经济学家们故意弄得复杂化了，为什么经济学家们要把经济学搞得那么复杂、让人摸不着头脑呢？因为经济学家们都不是机器，都是人，都是带有私心私欲的人，他们不会客观地把事情剖析清楚，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牟取私利，所以故意用各种看似头头是道实则逻辑混乱的理论把外人搞得不明所以，有时候甚至还会睁眼说瞎话。

简单而粗暴地说，国家的财富分为两种，一种掌握在政府手里，一种掌握在国民手里，国家需要用钱，比如打仗，钱从哪里来？肯定是从国库里掏出来，但国库不够怎么办？只能取之于民。

国库的钱是国民交的税，国民的钱是国民的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无权强占国民的私人财产。

比如张三，他这个月有一千一百元收入，其中一百元是纳税，交给了政府，成为属于国库的钱，还有一千元是他的正当收入，属于他自己，政府现在缺钱用，虽然需要张三、无数个张三的口袋里的那一千元，但肯定是无权让张三们把属于他们的私人财产交给政府的。

因此，政府没钱了不代表国家没钱了，因为国民还有钱，接下来就产生两个关键问题了：政府怎么获得国民手中的、属于国民自己的钱呢？合理办法就是发行国债，以国家名义向国民借钱，不合理办法就是加税，用苛捐杂税强迫国民拿出钱，还有滥发货币、外汇管制、实行专卖制、统购统销等，真正的政府肯定会选择第一点；不过，这只是第一个关键问题，第二个关键问题则是：国民不可以一概而论的，国民分为多个群体、多个阶层（或阶级），权贵官商们拥有的私人财产与普通基层百姓拥有的私人财产，哪个多？答案肯定是前者。

于是乎，事情真相就抽丝剥茧、浮出水面了。

蒋经国的书房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两人坐在一张圆桌边。

蒋经国取过来一张白纸，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圆：“排除政府掌握的国库，假如这个大圆就是咱们国家民间的财富，权贵官商们拥有多少民间财富？普通老百姓拥有多少民间财富？肯定前者大，后者小，具体比例需要精确统计，我们现在不清楚，估摸着前者是80%，后者是20%吧！”他画了一个折线，把大圆分成“五分之四（权贵官商）”和“五分之一（普通百姓）”两个部分。

蒋纬国点点头，他并不觉得这个比例是夸张的，他记得后世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俄罗斯，经过苏联解体后的大巨变后，据说占俄罗斯总人口10%的权贵官商却拥有占俄罗斯全国90%的财富，这就涉及到“财富分配”社会问题了。

在某种国家里，少数人却占据着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财富，眼下的中国也不例外。

蒋经国看着蒋纬国：“权贵官商恐怕只占全国总人数5%吧，但却拥有全国80%的财富，占全国人数95%的普通百姓，只拥有全国20%的财富。

国家现在急需用钱，国库掏光了后，肯定要进行民间集资，向广大国民借钱，甚至是加税，问题是，普通百姓老老实实地承担了国债和税务，权贵官商们呢？他们有权力、有后台、有关系、有渠道并且掌握着极大比例的社会资源，所以可以想方设法地逃税漏税，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公平的局面，拥有20%财富的普通百姓却要承担国家缺钱带来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的压力，而拥有80%财富的权贵官商却可以置身事外，他们要承担的纳税份额被转移到了普通百姓的头上!”他稍微顿了顿，继续说道，“权贵官商们一方面逃避了纳税的义务，一方面又利用已经被集中在他们手里的社会资源，疯狂地大捞特捞，明面上的，他们开办公司、工厂、企业，普通老百姓开办公司、工厂、企业，竞争得过他们吗？当然竞争不过的！于是，他们的公司、工厂、企业就能实行垄断，独霸市场，继而大赚特权；暗地里的，他们又有各种灰色的、黑色的收入渠道。

他们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财富，是来自哪里？就是来自普通老百姓，使得普通老百姓原本不多的财富进一步地流向权贵官商们。

于是，穷人就更穷了，富人就更富了!”他停住笔，“纬国，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蒋纬国脸色紧绷：“这些挖国家墙角、败坏国家根基的硕鼠！”

蒋经国叹口气：“政府是国家机器，拥有权力，所以政府里的公务人员们、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们无不以权谋私，把原本属于国家、属于国库的财富大量截流到他们私人的腰包里，损公肥私、中饱私囊，除此之外，还有官商勾结，一个普通老百姓开办的厂子跟一个与官员勾结的商人开办的厂子进行市场竞争，前者能赢吗？当然赢不了，哪怕货物更好、价钱更低，也赢不了。

这就形成了循环，对于权贵官商而言，是敛财犹如滚雪球般的良性循环，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则是流失财富犹如决堤放水般的恶性循环!”

蒋纬国愈发地明白了。

中国穷吗？当然穷，但并不是真的穷得叮当响。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财富是世界第一，1840年，中国的财富占全世界25%，要不是西方发动侵略战争和走私鸦片，中国的财富还会不断增加；1870年时，中国的财富占全世界17%，英国只有9%，美国是0.9%，日本是2.3%；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动乱以及甲午战争，即使到了1900年，中国的财富仍然占全世界11%，日本也只是增长到2.6%；此时中国的gdp已经反超日本了。

可是，钱呢？钱去哪里了？国库确实非常紧张，用得差不多了（蒋介石不可能手里捏着巨款却对蒋纬国“见死不救”），但还有大量财富在国民手里，在民间，只不过，这些大量财富，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在权贵官商的手里，并且，其中又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是不干净的钱。

就以孔祥熙举例子，他家里肯定有很多钱，具体多少钱不清楚（中共方面宣称四大家族共有超过200亿美元的非法财产，但根据比较广泛的说法，蒋家和陈家是美元多少钱的，但孔家和宋家确实拥有大笔财富），蒋纬国估计孔家拥有超过一千万美元甚至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这些钱十有八九是不干净的，孔家的这些钱一方面来路不正，一方面绝无可能用于国家建设，而是用于自己的穷奢极欲、钟鸣鼎食。

一个孔家、十个孔家、百个孔家...大量原属于国家的财富就这样被他们霸占了、挥霍了、浪费了。

蒋纬国十分肯定，自己要是把全国的贪官污吏、不法奸商都一网打尽，起码能捞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有了这么多钱，很多事就迎刃而解了。

蒋纬国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大资本家”，他已经垄断了中国此时的航空、船运、石油、猪鬃、钨砂、桐油等暴利行业，并且在采矿、煤炭、炼钢、冶金、医药等很多领域里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不可能把全国能赚钱的行业都一扫而空，另外，他绝不贪污，他只会给国家倒贴钱，哪里还会挖国家的墙角，在蒋纬国控制的北方地区，官场商场风气还算良好，但在南方广大地域，却还是以前的“老样子”，甚至还因为国家形势的变化而愈发积疴成疾，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可以让广大老百姓过得稳定一点，同时也可以让权贵官商们更好地搜刮民脂民膏。

反贪肯定会收获丰厚，但反贪是大事，不是蒋纬国说干就能干的。

尽管如此，蒋纬国还是想卷起袖子大干一场，他一方面因为实在“穷疯了”，全国这么多富得流油的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在他眼里都是不宰白不宰的肥羊，榨出一个亿的美元就可以购买到一千架bf-109，除了制毒贩毒，恐怕没什么比反贪更来钱快的了；另一方面因为他极度不愿意坐视这些硕鼠继续祸害自己的祖国，甚至发展成让国家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毒瘤，其实他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原因：“妈的！凭什么老子缺钱缺得发疯，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那些狗日的贪官奸商却能腰缠万贯、吃香喝辣？”

蒋纬国不介意自己成为“当代刘宗敏”。

明朝即将灭亡时，崇祯皇帝因为国库耗空了，不得不求助于他的文武百官，希望文武百官为了国家能捐出一点钱支援国家，结果那些文武百官一个个摆出大清官的嘴脸，捶胸顿足地发誓自己从官以来清廉如水，根本就没有一分钱，崇祯皇帝因此而无可奈何，最终，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了北京城，明朝灭亡，大批明廷官员落入农民军手里，李自成部下大将刘宗敏对这些官员进行严刑拷打，逼着他们把银子吐出来，这些在崇祯皇帝面前两袖清风的官员们足足吐出来七千多万两白银，如果考虑到流失的银两以及被农民军将领官兵私吞私藏的银两，那么光是北京城的明廷权贵官商们就占有着不少于一亿两的白银，而当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四百万两白银。

很显然，这些官员的巨额财富都不干净，并且占有大量国家财富的他们在国家陷入危难时却一毛不拔。

毋庸置疑，这种权贵贪官是极其可恨的，他们像吸血鬼一样疯狂吞噬着国家的财富，导致国家陷入危难，并且在国家急需财富时既狼心狗肺又猪脑鼠目，完全不懂得“国家没了，自己哪怕拥有再多财富又有何用”的简单道理。

“走！我们去找父亲！”越想越按捺不住的蒋纬国霍然起身，他想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风暴，肯定要先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和支持。

蒋经国看着蒋纬国，露出一种无力的苦笑：“纬国，父亲不会同意的!”

第520节 冬季到来（5）

事实果然不出蒋经国所料，当蒋纬国义愤填膺地向蒋介石汇报他的想法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反腐行动时，蒋介石露出一种不置可否的、复杂的表情，他既不反对蒋纬国，也不支持蒋纬国，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道：“是啊！腐败问题确实日益严重，已经刻不容缓了!”

“父亲，那我们还等什么呢？立刻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反腐啊！”蒋纬国急切地说道。

蒋介石露出一种苦涩的笑意：“腐败，肯定是不可以容忍的，反腐，肯定是要展开的，但是...”他话锋一转，同时用一种耐人寻味的眼神看着蒋纬国，“反腐是一件大事，急不得，必须要慢慢来，欲速则不达啊！”

蒋纬国听得心头恼火：什么急不得，就是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姑息态度，才导致眼下的腐败问题几乎已经到了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地步，急不得是急不得，难道就拖下去？在蒋纬国看来，反腐其实没那么艰难，直接立法要求所有军政公务人员以及有背景的巨商们都接受财产调查并且向全社会公布所有财产，主动上缴非法所得财产的，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拒绝上缴非法所得财产的，严惩不贷。

蒋纬国恶狠狠地想道：“只要老头子你给我尚方宝剑，我立刻调动十万大军展开反腐，我就不信了，那些贪腐集团哪怕能量再大，还能大过老子的十万大军不成？”

蒋介石立刻看出了蒋纬国心里那股杀气腾腾的念头，他摇摇头，哑然失笑，他一方面为儿子能够坚持原则而欣慰，一方面也觉得蒋纬国在政治上确实“太嫩了”，考虑问题过于肤浅幼稚。

“纬儿，你一心为国，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我很欣慰，但是...”蒋介石叹息一声，“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人，那么，贪腐就是国家的疾病，贪腐集团就是寄生在国家躯体上的毒瘤，蛮力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用锯子、大刀、斧头可以解除他的伤病让他恢复健康吗？当然不可以，做手术需要的是精巧而锋利的手术刀，需要细心、耐心、小心，万万不能操之过急。

《道德经》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反腐也是一样的。

反腐，就是对国家动手术，首先要认真分析轻重缓急，制定严密的计划书，然后打麻醉药，接着先拿不会损伤到血管神经、不会留下后遗症的、较小的肿瘤开刀，再接着静心调理，养好伤口，再然后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继续对那些中大型的肿瘤再逐一地开刀，开刀过程中，必须注意动作不能太大，绝不能一刀切，因为有的肿瘤是跟脏腑长在一起的，割了的话，甚至会威胁生命，使得病人不但没治好，反而导致提前死亡。

对于这种肿瘤，下刀之前要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如果实在不能割，就需要长期的调理，让它由大化小、由小化了，这个过程起码需要十年时间!”他看着蒋纬国，愈发地语重心长，神色也愈发地凝重，“纬儿，你明白了吗？给病人做手术，动作太粗暴了不但无法治愈疾病，还会导致病人提前丧命，反腐就是给国家做手术，过程和结果是一样的，搞不好，国家不但不会被治好，还会因此而陷入动荡、混乱、崩溃!”

蒋纬国听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起初觉得蒋介石说的是“歪理”，但仔细地品味后，他不得不承认蒋介石说得确实很有道理。

沉默了一会儿后，蒋纬国不甘心地道：“难道我们就要坐视那些毒瘤不断地吮吸着人民的鲜血、破坏着国家的健康？”

“当然不能坐视不管!”蒋介石摇头，“但现在谈这个还为时尚早，最起码的，反腐必须要有一个稳定而和平的社会环境，没有外部威胁，政府才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这件大事，咱们国家现在还在打仗，所以，内部不能乱哪，等打完仗，我们再慢慢进行这件事为时不晚!”

蒋纬国承认自己被蒋介石说服了，但他还是很不甘心。

蒋介石看出了蒋纬国的不甘心，因此叹息了一声：“国家还要用那些人呢！”他此话可谓一语道破。

在走出蒋介石的办公室后，蒋纬国猛然间醍醐灌顶，他明白蒋介石迟迟不进行反腐的最大原因了，“国家还要用那些人”这句话的内在含义就是“蒋介石还要用那些人”，并且这句话还可以衍生为“蒋介石还要靠那些人”。

蒋介石此时是中国最高领袖，拥有对国家的统治权，他的统治权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政党、政府、军队上，而政党、政府、军队都是由人组成的，既然是人，那么，政党高层、政府高层、军队高层就会是贪官，贪官并非一个独立的集团，而是蒋介石政权本身。

说白了，蒋介石就是靠着那些贪官污吏维持着他的统治权，他反腐固然有利于国家，但却在挖他自己的墙角。

贪官是国家的蛀虫，但同时却是蒋介石政权的基石。

蒋介石心知肚明，靠着一群贪官污吏是无法长久性地维持政权不倒的，但他目前别无选择，所以不得不姑息。

顿悟了这个道理后，蒋纬国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难怪老头子在原先历史上说过这么一句充满了悲凉和无奈的话，‘反贪腐，反，亡党，不反，亡国，难呐’。

整个党本身就是一个贪腐集团，还怎么反腐？”

“我该怎么办呢？”怀着这样的幽思，蒋纬国茫然不知所措。

因为满腹心结，蒋纬国的这个春节过得索然无味，不过在新年第二天，外交部长张群来找蒋纬国，向他透露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苏联派来了秘密特使。

“啥？”蒋纬国有点吃惊，“老毛子派来了秘密特使？”他脑子不慢，“想要求和了？”他此时已经掌握了政治游戏的部分规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无论战争还是政治，目的都是为了牟取利益，如果谈判可以获得超过战争的利益，自然就要谈了，原先历史上中日战争时中日两国也是这样的，一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打，一边在谈判桌上互不相让地谈。

张群点头：“来的是苏联外交部门二号人物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并且不是通过日本渠道来的，而是通过美国渠道来的!”

蒋纬国心头一动，如果说此时德中意三国跟苏联保持一点联系的话，必然走日本渠道，这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一件事，日本人知道了，整个联盟国也知道了，但眼下，苏联却是通过美国渠道向中国派遣秘密特使，由此可见，苏联当局只想跟中国进行双边会谈，不想让德国、意大利、日本知道。

“我父亲是什么态度？”蒋纬国沉吟了一下，问张群。

张群回道：“委员长不置可否，吩咐我和二公子你去接见维辛斯基!”

蒋纬国立刻明白蒋介石的态度了，蒋介石此时是倾向于联合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一起消灭苏联的，他原先之所以摇摆犹豫，是因为信心不足，但他现在已经信心高涨，不过，作为一个高明而成熟的政治家，他不会把话说得太死。

政治家就是要不择手段地牟取到最大限度的利益，如果有别的途径可以捞到更多，蒋介石肯定不拒绝，同时，蒋介石知道蒋纬国是中国对苏作战的总指挥，因此让蒋纬国负责这件事，张群只是一个配角。

“德意日知不知道维辛斯基来到中国？”蒋纬国不放心地问道。

中国是联盟国成员国，按照联盟精神，德中日意四国同气连枝、同仇敌忾，一起一心一意地消灭苏联，中国若瞒着另外三国与苏联进行秘密接触，一旦事情被曝光，肯定会带来麻烦。

“绝对不知道!”张群非常地肯定，“维辛斯基是以美国人的身份乘坐一艘美国民间商船来到中国的，并且他没有去天津、上海、青岛、福州等有日本人或德国人的港口，而是在宁波港口进入中国的，然后被军统局的秘密车队带到了武汉，丝毫没有泄露任何风声!”

“那就好!”蒋纬国点点头，“好吧，不妨去会会这个维辛斯基!”

由于苏联秘密特使是“见不得光”的，所以维辛斯基没有被安排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里，而是被安排在武汉郊区一栋不显山不露水的庄园里。

维辛斯基年近六旬，他身材消瘦、五官紧绷，粗鼻大耳、细眉精目，洋溢着一种狡黠而阴鸷的气质。

实际上，正如中国那句话，“相由心生”，维辛斯基确实是一个狡诈而阴险的人，此人被称为外交家、法学家，第一个称谓还算勉强可当，第二个称谓则完全就是对法律的玷污，因为此人最擅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扣帽子和拿话柄的本事更是登峰造极，大清洗期间，他就是靠一张嘴巴而把无数人送进监狱、劳改营甚至送上死刑场，他因此成为斯大林展开大清洗的急先锋、马前卒，法律只是他用来迫害别人的工具和旗号，他行为处事完全不以法律为依据，而是以斯大林的个人意识为依据，哪怕身家绝对清白的人，只要斯大林授意他将其搞垮，他也会罗织罪名让那人在浑身脏水中百口莫辩、身败名裂，并且他对此毫无悔意甚至自鸣得意。

靠着强奸法律的卑劣手段和无数受害者的鲜血，这位苏联的法学家一跃成为苏联外交部门里的二号人物。

尽管在苏联境内已经获得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尊贵地位，但维辛斯基实际上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他也害怕自己被逮捕，然后在无法辩驳中被冠以各种罪名，眼下秘密出使中国是斯大林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完成不了，他回国后的处境自然是可想而知。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态，维辛斯基在看到蒋纬国到来后暗暗叫苦，他知道蒋纬国是一个死硬顽固的反苏反俄分子，相比而言，蒋介石“更好说话”，他本希望自己能跟蒋介石当面会谈，通过他最得意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炉火纯青的诡辩术说服蒋介石放弃中国继续参加苏联战争，然后由蒋介石压制蒋纬国停止战争，没想到一下子就直接跟蒋纬国本人对话了。

维辛斯基知道，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蒋纬国是毫无作用，他之所以能在国内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说得被他“审判”的人哑口无言，因为被他“审判”的人已经被苏联的国家机器堵住了嘴巴，眼下，他就像试图说服周瑜投降的蒋干般，根本就没办法发挥“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