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我是蒋纬国 第95章

河边大佐心头惊悚地道：“部长阁下，真的无法阻止战争了吗？”

石原少将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只是神色苦楚地道：“天意如此，我辈又能奈何？”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高层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石原莞尔、河边虎四郎、柴山兼四郎等人极力主张不扩大，和谈解决事变，参谋总长、皇族成员闲院宫载仁亲王也是比较倾向于不扩大的，但以武藤章、田中新一、参谋本部第二部代理部长笠原幸雄大佐等人为代表的大批军官极力主张扩大，展开全面战争，并且得到了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的鼎力支持。

起初，两派势均力敌、争执不下，但华北局势的新发展使得“主和派”遭到了重大挫败，因为取得宛平城战役胜利的中国军队居然再接再厉，对平津日军展开了全面反击，连夜攻打丰台区日军、李明庄日军、海光寺日军，大有把日军华北驻屯军全歼的势头，中国军队的“狂妄大胆”和“欺人太甚”彻底地刺激了日本军界里的大批中高层军官，“主和派”的支持者迅速减少，“主战派”的支持者迅速增多，甚至连“主和派”里地位最高的闲院宫载仁亲王都改变了立场。

“支那军太狂妄了！居然食髓知味、得陇望蜀，难道真视我大日本帝国是软弱可欺的？帝国如果妥协退让，先不谈利益上的损失，帝国国威和皇军军威岂不是颜面扫地？天皇陛下至高无上的圣威岂不是荡然无存？如此奇耻大辱、血海深仇，帝国焉能不报？”在愤怒地说出这番话后，闲院宫载仁亲王改弦易张，变成“主战派”的铁杆支持者。

驻屯军被中国军队消灭万人的噩耗让日军高层无不震惊至极、暴怒至极。

本国军队在寻衅滋事中被敌国歼灭万余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这样会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是该国政府和该国军队受到当头棒喝，从此畏缩谨慎，不敢再嚣张狂妄，二是该国政府和该国军队感到恼羞成怒，决定变本加厉、全面报复。

很显然，日本会是后者。

石原少将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心灰意冷，他知道，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计划要付诸东流了。

大势所趋，回天无力，这让石原少将深深地感到身心俱疲。

日本军队此时在本土外共有四大军事集团，分别是：华北驻屯军、驻朝鲜军、驻台湾军、关东军。

在获悉华北驻屯军“出事”后，驻台湾军因为刚刚成立，无暇他顾，所以没有表态，驻朝鲜军和关东军则反应神速，并且这两支军队的表态堪称惊人一致。

关东军总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总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在第一时间向东京总部递交了报告，“鉴于北支那事变之局势有难以控制的恶化趋势，南满地区的关东军部队已做好随时出击之准备”，并且关东军总司令部公开表态道“兹因暴戾之中国军队挑衅，华北地区发生重大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关注本事件之发展”，此表态里充满了强烈的恫吓和求战意味，同时，植田大将还派出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前往驻屯军司令部，向田代中将转达“关东军是驻屯军强大后盾”的支持态度，但因为驻屯军迅速被击溃消灭，辻政信没来得及去；至于驻朝鲜军，态度跟关东军完全是不约而同，朝鲜总督南次郎大将、驻朝鲜军总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一起表态支持驻屯军，上书东京总部，请求天皇下达“圣断”，驻朝鲜军第19师团第25山炮兵联队联队长田中隆吉大佐更是迫不及待，主动请缨去天津，代表驻朝鲜军给驻屯军打气鼓劲。

关东军和驻朝鲜军的态度都是极力支持全面对华开战。

开战，就是日本军方的态度。

当石原少将、河边大佐、柴山大佐等为数不多的“主和派”在“主战派”满耳喧嚣声中相视无言、黯然沉默时，首相府里，日本现任首相近卫文麿正着急地接见刚从中国风风火火赶回来的华北驻屯军临时作战科参谋主任池田纯久中佐。

近卫文麿之所以如此重视池田纯久这个中佐军官，因为他非常渴望知道“北支那事变”的真相。

近卫文麿是首相，是政府首脑，对军队的所作所为自然是消息不灵通，更何况，无论是关东军还是驻屯军，都拥有欺上瞒下、自作主张、擅自行动的“优良传统”，这些前线部队真的出什么事了，别说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官员了，连直接管理那些部队的军方高层都会一头雾水，而最麻烦的是，军人搞出事情，必然会酿成政治上、外交上的大麻烦，处理这些麻烦的肯定就是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官员了。

说白了，军队前线部队在远离东京、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惹是生非，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官员不得不给他们擦屁股、收拾烂摊子，更麻烦的是，那些骄横的前线部队根本就不把事情真相告诉给政府官员，搞得近卫文麿等政府官员在政治外交上非常被动。

七七事变发生当天晚上，近卫文麿在日记里很干脆地写道“我方有点可疑”。

尽管新闻媒体大肆摇唇鼓舌、颠倒黑白，把挑起事端甚至是战端的责任都一骨碌地推到中国军队身上，把中国军队描述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把日本军队描述得就像被恶霸逼入小巷子里的小姑娘一样纯洁无辜，这种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伎俩只能骗骗普通老百姓以及军队里没脑子的中基层官兵，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高层肯定是不吃这一套的。

七七事变发生后，近卫文麿等不少日本政府高层就怀疑“驻屯军是想效仿关东军，在华北如法炮制地制造第二起‘九一八事变’”。

近卫文麿非常想知道愈演愈烈的“北支那事变”究竟是什么样子，池田纯久是驻屯军里的中高级军官，跟近卫文麿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他的说法是让近卫文麿觉得最可信。

池田纯久属于“石原莞尔派”，他身在华北前线，对华北局势、中国局势有着眼见为实的深刻了解，所以他极力主张不扩大，事变后，辻政信打电话给池田纯久，声称关东军可以出动轰炸机援助驻屯军，池田纯久回道：“你们关东军敢出动轰炸机，我们驻屯军就敢出动战斗机把你们的轰炸机打下来!”但牟田口廉也的鲁莽蛮干导致池田纯久的努力化为了泡影。

“池田君，到底还是打起来了啊？”见面后，近卫文麿神色又紧张又责备，“你们军人太会给政府添麻烦了！当初在满洲就这样，好歹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现在你们在华北又这样！”

池田纯久苦笑着叹口气：“首相阁下，我们军人确实难辞其咎，但是，首相您难道自己不也要负责任吗？”

“我？”近卫文麿十分诧异，“我有什么责任？”

池田纯久从随身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报纸：“首相阁下，您看，政府虽然口口声声说和谈解决事变，但却默许国内报纸煽风点火、鼓动民众，现在举国民意沸腾，不想打都做不到了！”

近卫文麿顿时无言以对，他开始为自己间接地纵容军方激进派的行为而感到后悔了。

七七事变爆发时，近卫文麿当上日本首相只有一个月零三天，此时的他处于春风得意的人生巅峰，举荐他上台的是日本帝国“最后的元老”、在日本政界里德高望重的西园寺公望，并且他今年才46岁，被誉为“青年宰相”，政坛、军方、民众都很看好他，同时，他还有着高尚的贵族血统，就连裕仁天皇都对他十分满意，但是，正因为他太自得了，所以过于好大喜功，只顾做出让各方各界都叫好的事情，因此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他被军方牵着鼻子走，并且给外界造成一种温文尔雅、淡泊名利的“开明而软弱”的印象。

因为软弱，或者说擅长明哲保身，所以近卫文麿不敢违逆军方的意思，从而有意无意地成为受军方操控的木偶工具。

近卫文麿只想着不激怒不得罪军方、赢得军方的好感和支持，却在实质上成为了军方的帮凶。

“池田君…”犹豫了半晌后，近卫文麿用一种乞求的口吻询问池田纯久，“现在…事情还有缓和余地或回旋可能吗？”

池田纯久神色悲凉地叹息道：“驻屯军几乎全军覆没，一万多帝国军将士被支那军消灭，在这样的情况下，首相阁下您觉得已经红了眼的军方和广大民众还愿意接受和谈吗？此时此刻，您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和谈解决，那么…您在广大民众的眼里就跟卖国贼没区别了，并且…军方也不会继续支持您了，甚至，军方里的那些激进派还会…首相阁下，您莫非忘了浜口首相、犬养首相、高桥首相、斋藤首相、冈田首相他们的下场了吗？”

近卫文麿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冷汗从后脊梁一直流进屁股沟里。

池田纯久提到的这几人都是近卫文麿的前任，分别是第27任首相浜口雄幸、第29任首相犬养毅、第29任代理首相高桥是清、第30任首相斋藤实、第31任首相冈田启介（近卫文麿是第34任首相），这五人因为被军方认为是“软弱派或卖国贼”而遭到刺杀，除冈田启介大难不死、逃过一劫，其余四人都在军方激进派刺杀中死于非命。

池田纯久离开后，近卫文麿在毛骨悚然中思考着自己在这起“北支那事变”中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越想越不寒而栗，他明白了一件事：军方基本上是主张开战的，特别是那些狂热分子和激进派，谁反对开战，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是下手除掉的目标，因此，哪怕近卫文麿不主张开战，他也别无选择，他根本就不敢对主张开战的军方说出“不”，那样的话，他不但在战争大势前螳臂当车，并且他自身很可能小命不保。

“打就打吧！反正支那也没什么可怕的，军方才真正的可怕！我要是违抗他们的意愿，下场就不好说了，但是，如果我大力地支持他们，不但可以避免杀身之祸，还能获得他们继续支持。

有了军方的支持，我的地位也必然能更加稳固!”最后，近卫文麿得出了这个结论。

因为私心作祟和迫于军方的淫威，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第143节 三岛震（3）

七七事变刚爆发时，日本军政界高层还处于战和不定的摇摆争执中，但随着驻屯军全军覆没以及中国军队高歌猛进、全面反击的消息传来，大批主和派摇身一变，成了主战派分子。

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原本签署了陆军第400号指示，要求驻屯军“为防事件被扩大，必须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但文件墨迹未干，驻屯军已经被中国军队杀得干干净净，载仁亲王在羞愤恼怒之下把这份文件撕得粉碎，同时忿然拍案吼道：“既然支那军如此凶残恶毒，帝国军若不全面还击，岂有此理？”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连夜命令日本本土西部地区的所有即将退伍的军人全部延期二年退伍，此举把约五万名久经训练、素质过硬的精锐老兵留在了陆军正规军部队里。

7月10日下午，日本政府内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主题是“北支那事变”发生后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杉山元大将在会议一开始就声色俱厉地道：“帝国军无端被支那军攻杀偷袭，亡者无数！无论根据哪一条国际公约，帝国军都拥有全面反击的权力！内阁莫非希望军方像乌龟那样忍气吞声不成！士可杀，不可辱！帝国军遭此奇耻大辱，倘若不让支那付出足够代价，帝国军颜面何存！”说着，他猛甩出一叠文件，是他责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北支那作战的协定》。

看到杉山元大将杀气腾腾、满脸要吃人的狰狞表情，众内阁官员都噤若寒蝉、不敢反对，继而都把目光投向首相近卫文麿。

众目睽睽之下，近卫文麿先心惊胆战地看了看杉山元大将，见到杉山元大将几乎是两眼凶光毕露地盯着自己，他打了个冷战，然后硬着头皮开口道：“支那军无端挑衅开战且蓄谋已久、处心积虑，给帝国军的支那驻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支那政府必须负起全责，必须要道歉、赔偿、惩凶，但支那政府目前态度仍然顽悍骄横，帝国在迫不得已之下，对支那实施军事压力乃至军事打击都是很有必要的。

为取得支那方面的道歉以及在帝国利益上、在东亚和平上的长久保证，军方提出的‘增兵北支那、采取果断且必要措施’的提议，内阁当然是…”他咽了口吐沫，“当然是全力支持的!”

顿时，现场大哗，内阁官员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杉山元大将则大喜过望。

近卫文麿知道随着自己这句话一出，自己等于跟军方彻底站在一起了，索性破罐子破摔，猛地提升腔调，神色慷慨激愤地道：“倘若支那政府仍然冥顽不灵、执迷不悟，帝国也只有发动全面战争，给予支那军队沉重打击、彻底摧毁支那军事力量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好！”杉山元大将心花怒放地忍不住脱口喝彩，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内阁那帮酸秀才干出鼠目寸光、井底之蛙的蠢事”，身为首相的近卫文麿眼下既然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军方，那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计划就少了一个最大也是最主要的障碍了。

看到首相都表态支持军方了，现场众内阁官员纷纷草随风转，口口声声地表示支持军方。

会议最后结束时，杉山元大将满意而归，并且也是满载而归。

内阁临时紧急会议结束后仅过了一个小时，首相、陆相（陆军大臣）、海相（海军大臣）、外相（外交大臣/外务大臣）、藏相（财政大臣/财务大臣）又马不停蹄地召开了“五相会议”，再次确定“北支那事变”的“最终处理对策”。

五相里，海相米内光政大将态度不置可否（米内光政属于温和派、反战派），首相近卫文麿、陆相杉山元大将、外相广田弘毅、藏相贺屋兴宣四人取得共识：立刻增兵平津前线，迫使中国政府接受“从平津地区完全撤兵，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三地防务由日华两军共同负责，赔偿日方全部损失，公开道歉，惩办中方参战部队主要指挥官，正式承认‘满洲国’”这六项条件，若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六项条件，那么，日本就动用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政府全盘接受。

这场“五相会议”的结果等同于日本军方和日本政府联合制定的对华策略。

根据该策略，中国必须要向日本“让出”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北平市、天津市这三省二市，同时还要承认伪满洲国，换句话说，日本军政高层的胃口有两点，一是彻底巩固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合法性控制权，二是实质性地控制中国华北地区。

客观上讲，日本军政高层并没有完全地打算全面侵华，但参会的五相都心知肚明：一旦开战，局势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无法控制住，即便真占领华北，得陇望蜀且胃口大开的日军前线部队几乎百分百会对华中、华东继续下手。

至此时，日本军方和日本政府内的反战声几乎弱不可闻，即便有几个冷静者的呼吁呐喊，也完全淹没在了日本军政界乃至日本全国的沸腾喊杀声中。

7月11日上午，日本政府再次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上全票通过陆军提出的增兵提案，从而正式决定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并向华北派兵的计划，另外，“为加强全体国民一致协力体制的声明”的提案也获准通过。

两个小时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第56号、第57号命令同时通过无线电波飞向了关东军总司令部和驻朝鲜军总司令部，内容核心就是两个字：备战。

日军华北驻屯军此时已名存实亡，由于驻屯军近乎全军覆没，害怕此噩耗会引起太强烈负面影响的参谋本部刻意地对民众封锁消息，伪称“驻屯军虽遭支那军卑鄙无耻之突袭攻击，但为和平解决此事变而进行最大限度的让步，在给予支那军重大杀伤后主动退出平津、撤至冀北，支那军眼下得寸进尺、继续攻击，驻屯军一边奋力抵抗一边等待帝国军援兵”，因此，参谋本部不敢取消驻屯军的番号，而是宣布以“支那驻屯军”为基础，组建“北支那派遣军”，任命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大将为“北支那派遣军”首任司令官，并从关东军和驻朝鲜军里抽调部队编入这支“北支那派遣军”（华北派遣军/华北方面军）。

由于军政两界高层“同心同德”，因此日本政府办事效率极高。

在7月11日晚上，日本政府就七七事变正式发出声明对外表态，该声明混淆是非，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军队身上，继而又装模作样地声称“帝国军为捍卫帝国国格尊严、帝国利益、帝国在华侨民的生命安全，不得不被迫采取合法正当之自卫措施，督促中国政府迷途知返以恢复日华亲善及东亚和平”。

“一个月内，踏平华北！三个月内，扫灭支那！”

日本军界里响起一阵阵狂言叫嚣，沉浸在一种极度狂热的亢奋氛围中。

大批中基层军官前往陆军省、参谋本部甚至天皇皇宫前，集体跪拜请愿“参加远征支那的帝国大军”。

“对支那全面开战！”

“膺惩暴戾支那！”

“踏破南京！”

“肥马大刀尚未酬，皇恩空浴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东京各地，一次又一次举行誓师集会的日军中基层官兵在为首者振臂一呼下，应者云集，纷纷高呼开战。

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蒋作宾在发给南京的电报里表达了他的看法：“…中日全面战争已经避无可避，虽然日本高层还举棋不定或故作举棋不定之势，但日本广大军民都极力支持对华开战，日本举国沉浸在一股极度狂热、极度不理智的气氛里，可以说，对华开战完全是日本国内人心所向，倘若日本高层逆流而行，怕是会再次造成‘二二六兵变’之类以下克上事件!”

客观上讲，即便日本军方高层和政府高层“真心热爱和平”，他们也必须要开战，否则，他们就会被大批狂热的且没有脑子的激进分子进行前赴后继的“天诛”刺杀，因为整个日本已经笼罩在极度暴戾的社会性情绪里。

“大规模出兵中国，绝非帝国之所好，大日本帝国素以维护日华亲善、东亚和平为己任，然而，中国国民政府和华北地方军无视帝国之真意诚心，屡屡无故寻衅、挑起事端，陷帝国利益、帝国在华侨民于前所未有之困境险地，且蓄意破坏日华亲善和东亚和平之大局，实乃轻侮大日本帝国。

帝国隐忍已达极限，不得不决心采取断然措施。

帝国迫于无奈，唯有奋然采取果断措施以收拾华北之混乱局势，膺惩暴戾之中国军队，促使国民政府反省…”当近卫文麿发表这份冠冕堂皇的声明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正觐见着一个人，此人身份非同凡响，他在七千万日本人心里绝非普通人，而是神的后裔，是神留在人间的血脉化身。

在日本人心里，此人是至高无上的，是神圣无极的，是唯我独尊的。

位于东京市千代田区的皇宫的一间幽暗内厅里，载仁亲王和杉山元大将正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半鞠身躯向正襟危坐在两人对面高座上的一个年龄约三十五岁、戴着眼镜、身材削瘦、气质文弱、五官平和、表情喜怒不形于色的年轻男子行礼。

这个男子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第124代天皇，裕仁。

万事俱备的载仁亲王和杉山元大将此时正进行着最后的步骤，获得天皇的“圣意”。

神色平静得波澜不惊且默不作声地听完载仁亲王和杉山元大将的军情汇报后，裕仁天皇微闭双目，沉吟不语。

良久之后，他语气平淡、缓缓地开口道：“既然欲解决‘北支那事变’必须大规模地出动帝国皇军，那么，军方可有把握将事态发展完全掌控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杉山元大将神采焕然地道：“这一点，请陛下大可放心！臣胆敢以项上人头向陛下担保，只要蒙得陛下圣意裁决，帝国陆军有十成把握在一个月内彻底解决‘北支那事变’！”

裕仁天皇不动声色，并且态度不置可否：“倘若事件扩大至支那全国范围呢？”

杉山元大将语气干脆得近乎斩钉截铁：“即便事件扩大至支那全国范围，帝国陆军亦有十足把握在三个月内彻底解决‘支那事变’！”

裕仁天皇转首望向载仁亲王：“如果苏联、美国等国际列强介入此事怎么办？”

载仁亲王回道：“这一点也请陛下大可放心！帝国并非对支那正式宣战，只不过以解决事变为契机而当机立断地出兵，战事不完全尽是战事，帝国政府和支那政府会一边打一边谈，一方面能麻痹欺骗支那政府，一方面也能迷惑扰乱国际列强!”

杉山元大将立刻补充道：“更何况帝国军进展神速，快者一个月慢者三个月就可使局势尘埃落定，苏美等国际列强即便意图插手干涉，届时局势木已成舟，苏美等国也当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