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德 第432章

因为他真的是被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一起针对、背刺过的倒霉蛋，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来说这两个学派的不足之处，更有一种苦主在控诉的感觉。

苦主都控诉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更别说人苦主还是皇帝了。

刘备就用这种优势身份，对天下人控诉儒家学说的不足。

那一字一句都是斑斑血泪。

他说他遭到背刺之后，深刻的认识到了只是靠教化是无法使人心向善的，掌握了经学传承的人尚且会做出卑鄙无耻的坏事，起不到表率作用，又怎么能要求学子们去做道德楷模呢？

自己做不到，还让别人去做，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一再发生，还是发生在第二帝国的上层，这让刘备感到痛心疾首。

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充分证明了儒学治国的局限之处。

正好他也放弃了《左氏春秋》的传承，放弃了儒学的传承，那么就从此刻开始，停止以儒家学说单独作为国家指导思想。

自董仲舒以来大汉朝廷近三百年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就此画上句号。

之所以不是废弃，而是取消单独的资格，主要也是因为儒学当中有很多值得采纳的东西。

儒家学说中的宽仁之道与重视教育的内容，是其他学派所不具备的。

只是单纯的采用儒学治国，片面强调仁德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东西，才会让儒家学说的缺点被无限放大，这不是先人想要的结果。

所以，他决定博采众长，兼听各家学说的优秀之处，全部采纳，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指导思想体系，用以取代单一的儒家思想指导体系。

至于采用什么其他的学说来进行补强，刘备则认为没有规定，什么学说的什么内容合适，就应该拿进来补强，所有好的东西都应该拿过来，而不应该囿于学派、门户之见而对优秀的内容视而不见。

在刘备的设想中，大汉第三帝国的思想风格就讲究一个打破门户之见，兼采众长，不固定采取某家学术，而要展现出一定的学术自由的味道。

就比如法家，法家的确失之刚猛，但是秦的覆亡并不能完全怪罪法家，也有很多统治者的因素和当时的时代因素。

法家的很多东西的确严苛，但是法家所主张的以法治国，以及对人性的剖析和约束，还有反对复古、认为世界朝前发展的世界观，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反正刘备现身说法，认为自己遭到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背刺就是儒家人性观的破灭。

他们自己都做不到自己所说的那些，还一味的要求宽仁，想来只是对他们自己的宽仁，对待其他人，就是要多严苛有多严苛了。

他们自己犯了错，罚酒三杯就过去了，而与他们作对的人，恨不能挫骨扬灰。

这一点就正好佐证了刘备之前决定扶正《汉律》而罢黜“春秋决狱”的事情，由此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大量的争论。

并且得到了相当数量的赞同意见。

哪怕本身就曾是儒家的学子，但是在此时此刻这个变革的时期，他们也没有把屁股坐死在儒家这边，而是跟随刘备一起深刻的反思独尊儒术这些年来的社会乱象。

只能说汉儒还远没有到明清那种僵化刻板的状态，他们还是善于反复横跳的。

另外，刘备也在《嘉德通义》里明确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指望世界一成不变，是愚蠢的。

在他看来，世界是不断朝前发展的，他深刻的赞同法家在世界观上的看法，认为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他尤其欣赏商鞅明确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也非常欣赏韩非所提出的【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主张。

他坚决不赞同遇事就向古人要智慧，由此更进一步的批判了【春秋决狱】，把春秋决狱一脚踩在地上，还狠狠的跺了几下。

此之外，刘备还提出要严格依法办事，坚决维护其权威性。

他认为，古代法家坚决反对在律法之外讲仁爱、道德的做法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

他赞赏韩非子提出的“任法而治”，主张要在律法执行的过程之中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如此一来，就算人死了，那么律法也会留存下来，正确的行为会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们心中的准绳，不会因为一个人两个人的因素而出现扭曲。

这一点是刘备尤其花了很多笔墨来阐述的重点。

他深深地认为往后中国历史上很多的遗憾，都是因为这个至关重要的点没有在最该改变的时候得到改变而造成的，很多遗憾，真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为遗憾，会成为悲剧。

人亡政息，是多少悲剧的源头呢？

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希望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一些改变，去做一番斗争。

就算做不到，也算是奋斗过了。

在嘉德通义的其他篇章中，刘备还提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

君臣要任法去私，坚持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而不在这个标准之外增添其他的标准。

刘备坚持认为儒学治国的一大隐患就是喜欢搞区别对待，搞刑不上大夫那一套，这样一来，犯罪的人不能得到惩戒，做善事的人不能得到褒奖，社会的秩序迟早会崩坏。

肉食者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了长治久安，最后自己也身死而族灭，这又是何等的愚蠢呢？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是《左氏春秋》当中的名句，儒者们把这句话当作自己学派的经典传颂，并且认为这是对的。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他们却又总是成为了自己口中的“肉食者”。

这是虚伪又悲哀的。

第七百七十四章 第三帝国的外向型国策

“自古以来，肉食者都在追求长治久安，好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人可以长久的成为肉食者，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把他们自己推向深渊的原因。

他们要长治久安，却在行动上无论如何都不会践行，嘴上说的痛快，身体上却在不断的做着会让自己走向死亡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一再出现，世上才有那么多的兴衰之事。”

“而这一切的解决之法，就在先人的理想之中了，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如果能坚持做到这一点，何愁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

《嘉德通义》编撰会议上，刘备作为主持人，亲自发表演说。

他阐述自己对儒学的不满和对法家一部分学说内容的欣赏之处，并宣布自己决定采用法家学说的这一部分将儒家学说相对应的部分替换掉，彻底摒弃。

自然，刘备也没有打算完全复辟法家，他对法家的一些看法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法家学说的有些内容他是无法接受的。

比如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由此彻彻底底的为统治者服务，所思所想都是扩大统治者的权力，增强统治者的权威，而将民生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民众的利益，这是法家最大的思想危机。

国富未必不能民富，国强未必不能民强，法家把国和民放在了对立面上，使得二者的实际关系实质上成为了敌对关系，而不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这简单的对立与统一问题，法家没有意识到。

他们过于强调统治者的意义，过于刚猛的主张和过于严苛的国富观念，导致民众疲弱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或许是战国时代空前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让他们认为民间不可能和国家作对，或许是那个时代没有出现过浩大的农民起义，于是他们也就没有意识到人一旦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就会爆发出无限的力量。

无论多么凶猛的统治者的统治被这股力量针对的时候，都会轰然崩塌。

秦末农民大起义会如此熊熊燃烧，法家的这一传承自战国时代的陈旧观念可能也是其中重要的助力之一。

他们从战国的修罗场中杀出来，浑身带着杀气，刚猛有余，宽仁不足，将国家的例外状态发挥到了极致，而没有同步注重民生，以至于整个国家建筑从底层开始崩塌，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法家最大的问题之所在，也是刘备无法接受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为要采取儒家的宽仁理念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强，修改掉法家这过于刚猛、无情的一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能取代法家，也是统治者认识到了农民起义的凶残威力的缘由，一统八荒的秦帝国都能轰然崩塌，他们怎么能不怕呢？

怕是对的，但是一怕就弃用，把好的也给一起丢掉了，那就不对了。

他在编撰会议上提出，国家富强和民众的富强并非是对立，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和民众在求发展这件事情上应当是一个通力协作的关系。

面对可以获得利益的事情，国家组织、引导，发挥领袖作用，而民众竭尽全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参加，一起获得胜利，然后用公平的方式分润利益，一个都不能少。

国家富强意味着民众也能同步富强，国家获得威势，则民众也能同步获得国家的威势，分享国家富强的好处。

国家和民众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帮互助、共同扶持走下去的关系。

所以刘备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采用法家的部分思路反过来限制法家的思维，解决法家自我矛盾的地方。

即制定严格的律法约束肉食者的权力，不能让肉食者在有限的利益之中无限的掠夺下去，将法抬到一个国家最重的位置上，以法作为裁判标准，颁行天下，使得人人信服。

而人的贪欲显然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法家提出用严刑峻法约束人性，只要律法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同一些儒家的思考，觉得过于刚猛的律法会起到反作用，堵不如疏，与其强力封堵，不如疏导。

一味的强堵，是堵不住人性的。

然而在这一点上，不单单是法家，儒家到最后也走入了死循环、死胡同。

法家讲究极致的规则，儒家却又捣鼓出了极致的道德约束，折腾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恐怖理念，最后造成了儒家的全面僵化与彻底破产。

而在刘备看来，这并非没有解决之法。

在固定的利益之中，不让肉食者得到太多，肉食者不满，民众迟早也会不满，那么就应该努力将固定的利益做大，把蛋糕做大，这样，就能在固定的范围之中，阶段性的满足人们的欲望。

与此同时，国家也会越发的强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上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

对于刘备的这个主张，很多人觉得新颖、惊奇，甚至感到欣喜，愿意支持，但是在编撰会议上，郑玄提出了问题。

他认为秦失之刚猛，利益分配不均也是重大的问题，刘备说的很有道理，国家富强和民众富强的确不是完全对立的，用严刑峻法约束肉食者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刘备的解决方法有点问题。

天下土地不是无限的，天下财富也不是无限的，土地和财富终有开发殆尽之日，届时，面对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无法继续分配的现实，二者的矛盾，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国家。

甚至郑玄提出，秦国灭亡就有这其中的原因。

他们一统六国之后，不再战争，耕战体制锻炼出来的庞大的利益群体得不到满足，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从而开始了更加激烈的相互厮杀，争权夺利，造成严重的内部矛盾。

在有限的利益范围之中无限度的争夺、厮杀，最后也间接导致了秦帝国统治的崩盘，秦国毁于这种严重的内部矛盾，一切表象，都源于这种大的内部矛盾。

大汉现在可以采取刘备提出的方式来缓和矛盾，但是有朝一日，当大汉走到了秦国当年的路上，又该怎么办呢？

如何疏导？

拿什么来疏导？

“吾皇圣明，然前车之鉴，后人不可不顾虑啊。”

郑玄的反对很温和。

对于郑玄温和的反对，刘备将自己方才的看法中最关键的一点拿出来详细的讲解。

即做大蛋糕，跳出大汉十四州这一亩三分地，全力向外开拓，寻找更多适合生存和繁衍的土地。

也就是说，大汉第三帝国的国策，应该是外向型国策，走外向型道路，而不是局限于这一亩三分地。

“他们的视野局限于神州大地，局限于那些已知的地方，却没有发现天下之辽阔，还有更多更多没有来得及发现的地方，当年大汉开拓西域，我想多少就有这方面的想法。

西域往西，有安息，有贵霜，再往更西边，还有传说中的大秦国，往南，有身毒国，往东有辽东之地，越过大海，还有传说中的倭国，那些地方有人，有土地，为何不能作为开拓封赏之用？

咱们汉人自古安土重迁，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但是我想的是，既然神州大地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一两百年就要因为内部矛盾而崩溃，为什么不能更往外走呢？”

郑玄显然没想到刘备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略一思索，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的漏洞。

“陛下，臣以为，先人不是不想走，而是走不出去，路太远，太险，危险太大，冒着生命危险走出去，还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万一身死他乡，成了孤魂野鬼，如之奈何？

对于国家而言，付出太多而得不到回报的东西，又如何能维持人之贪念所需呢？届时往外走走不出去，内部又没有更多东西可供分润，大汉还是要步上先秦的老路。”

郑玄说这话的时候多少就有点苦口婆心了。

但是刘备并不认同这种固步自封的观念。

“郑尚书，此言我不太认可。”

刘备摇了摇头：“现在咱们都知道冀州河北之地是膏腴之地，益州川蜀之地也是膏腴之地，中原青徐兖豫是膏腴之地，但是数百年前，周武王克殷商建国之时，可不是这样的。

我读史书可知，在当时，河北也好，川蜀也好，青徐也好，也都是蛮荒之地，遍地毒虫猛兽，遍地蛮夷野人，而现在为什么会成为膏腴之地？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先人从当时的关中、雒阳之地走了出去。

武王封邦建国，安排贵族子弟和有功的大臣前往各地分建封国，后世包括战国七雄在内的诸多国家在最初建国的时候，很多国家甚至连一座像样的城池都没有，遍地都是野草，沼泽，树林，还有荒蛮野人。

他们是怎么做的？从第一代国君开始，刀耕火种，那是真正的刀耕火种，用刀和蛮人争夺土地，用火烧毁杂草、树林，获取耕地，然后一点一点排水、开垦，播种，除草，如此反复数百年，才有今日之膏腴之地。

诸位也都知道，周室传承八百年，周天子御极天下八百年，而秦一统天下之后不过十几年，大汉一统，若无光武皇帝天纵之才，恐怕也没有如今的四百年，为什么秦和大汉都不能长过周室呢？

我认为，根源就在这里，周人敢于开拓，敢于分封，敢于进取，敢于冒着天大的危险一代又一代人的向外开拓，终于把蛮荒之地变成膏腴之地，满足了王室贵族和民众的需求。

而时至今日，我们享用着前人的遗泽，享受着前人奋力开拓留下来的财富，却忘记了前人的开拓精神，看到大海则退缩，看到草原则退缩，看到荒漠则退缩，看到瘴气则退缩。

畏畏缩缩，只知在这一亩三分地上反复征战、掠夺、内斗、自相残杀，最终结果呢？秦崩灭只有短短十几年，大汉前后两次危机，勉强延续至今四百年，哪有周室御极天下八百年的风范？

敢于开拓，则至少八百年，囿于原地，至长四百年，短，则十几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如此之悬殊，难道诸君看不出来吗？郑尚书，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

拿其他的事情来说，郑玄还真不带怕的，但是用这个享国年限来说，还真有的说头。

要是再把这套理论往上一套，得出来的结论还就真是那么回事。

人家开拓进取，不断获取更多地盘来做大蛋糕，不断有的新的利益到手能够缓和矛盾，于是就算是混乱，就算是春秋混乱战国争雄，那也能撑到八百年。

至少是名义上的八百年。

要是不开拓进取，就在这一亩三分地不断内卷，再怎么精耕细作，最长也不过大汉至今，最短的话，那就要参考秦朝一统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