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加派导致大明土地上多了多少流民,也有个大致估算,都在数据当中。
朝廷收括百姓是为了剿贼,收括之后,流民增加几何,有多少流民变成了流寇、土寇,也有大致估算。
杨御蕃震惊地发现,这贼越剿越多。
这还不算完,数据当中竟然还有大明生员的数目统计。
此时差不多得有五十万生员,但其中得有三十五万到四十万是通过贿赂得来的生员名额。
这些监生多为庸碌之辈,为官即贪,因为他们本来是贿赂得来的生员身份,必定要回本。
后来,朱由检察觉到这件事不妥。
如果是太平年间,他可能还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现在财政支出困难,朱由检想了个昏招,就是——捐输。
赵诚明的官路之起点,就是靠捐输得来的。
比如朱由检定的是一两银子,真正捐书下来可能要三五两,因为还需要疏通各个关节。
成本越高,这些捐输者需要见到的利润就得更高,所以就更贪婪,无异于饮鸩止渴。
接下来是驿递系统。
大明的驿站原本极为完备,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等应有尽有,既能传递公文,又能接送往来官员使客,还能转运军需物资,接洽各地上供的贡品。
十里置铺,六十里设驿,驿有驿丞。
赵诚明来大明的起点就是在康庄驿,当时的驿丞是魏承祚。
此时邮局总局的局长周仲礼,当初是康庄驿的二把手。
赵诚明的表格上记录了随着驿递制度的松弛,各处大小官员是如何在驿站薅羊毛的。
其中就有现在鼎鼎大名的徐霞客。
可以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赵诚明让杨御蕃看这些数据,如果杨御蕃目光在何处停留太久,赵诚明还会出言解释。
杨御蕃惊奇于电脑,更震撼于这些数字。
赵诚明看着杨御蕃,等他怎么说。
其实现在好多人也能感受到大明入不敷出、日薄西山,但这只是个囫囵概念,没有细节,也没有画面感。
赵诚明把数据亮给他,杨御蕃震惊至极,眼睛发直了好一会儿,才嘴硬道:“如今天灾人祸又能如何?便不是大明,是大宋,是大唐,亦只能如此罢了。”
“是吗?”赵诚明给他打开了另一组数据。
他地盘的税收。
杨御蕃先看距离他较近的文登,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大明朝初期,文登原额的大粮地有六百四十三顷二十二亩七分;但到了明末,却只剩下四千二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九分。
这其中的差额哪里去了?杨御蕃心知肚明。
后面张榕清丈田亩,结果却有七千八百六十六顷三十四亩八分。
张榕不惯着那些缙绅,将他们的隐田什么的全部清查出来,一分不留,全部造册。
原本文登是采用一例地,即一种标准征收税赋。
可赵诚明给这些田分了等级,因为文登县的土地贫瘠,有很多是咸卤地,也有很多沙石。
杨御蕃发现,等级最低的土地给百姓分得最多,但却没有税赋;好的土地,税赋正常,却也没有多收。
赵诚明也没有玩太多新花样。
明朝的田赋主要就是夏税和秋粮两部分:租曰夏税,赋曰秋粮。
其实丈量后的田地归册后,和原本的黄册没有什么区别,册也是有丁有田。
夏税征收仍然不超过八月,秋粮的征收同样不超过第二年的二月,这和大明一般无二。
但是和明朝不同的是,这些田只分等级,却不分官田和民田。
正常来说,官田归国家所有,而民田则是百姓自由买卖的田土。
还有不同的是,明廷征收税赋,因地而行,因时而变。
部分地区的田赋多达十几项,在江南地区则是成百上千项,头绪纷繁,难以厘清。
这么多名目的税赋,百姓那还能有好吗?
但在赵诚明这儿,就是夏税和秋粮,没有别的。
再说丁役。
大明的役主要分为里甲、均徭和杂役。
明初确定了——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
其中,以户来计算的称为甲役,按甲轮流服役;根据人丁摊派的称为徭役,按丁口的数量轮役;没有时间、随时征调干一些活的,叫杂役。
底层的百姓要照顾生计,要种地,还要服徭役,可想而知,他们能过成怎么样吧。
役是由十六到六十岁之间的成年男人来承担。
明初就规定了,有田一顷,就要出丁夫一人;不足顷的,则以其他的田来补足,这种叫做——均工夫。
到了万历时期,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的时候,又说:“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
自那时候开始,各州县原来需要分征的田赋、差役、杂税等,就被合并了起来,按照拥有的全部田亩多少来分派差役。
可杨御蕃震惊地发现,赵诚明的治下竟然没有丁役这回事:既没有甲役,又没有徭役,更没有杂役。
杨御蕃问:“若无徭役,那如何摊派活计?”
赵诚明回答:“我们有役厂。役厂中皆为流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先饱餐一顿,十人设伍,一百人设队,一千人设营。每日劳动,多劳多得,以换口粮。流民羸弱,需适应几日,恢复些气力,方能正常上工。铁打的管理,流水的流民……”
役厂设厂备,下设五科,有负责招编的,有负责公务,有负责簿记,有负责稽查,有负责秩序。
执行单元则由流民中提拔。营官、队正、伍长,至于技作头则由上一代役厂工人中选拔,负责木工、石工、铁匠等技术工种指导。
此外有杂役队,干不得重活,皆由老弱妇孺组成,负责食堂、洗衣、物料搬运。
如何选拔、如何管理,这一套早已成熟。
赵诚明事无巨细地跟杨御蕃讲,杨御蕃不解。
“可银子从哪来?”
赵诚明说:“起先由我自掏腰包,后面就好办了。役厂可练出熟工,各个工厂佥选熟工,要交一笔费用,但这只是小头。工厂多了,工人有银子可赚。他们要生活,吃穿用住要消费。于是工厂与工人居住区周遭,商铺林立,收取的商税再用来反哺役厂。包括施工的物料等费用皆由此出。”
杨御蕃不解,他觉得这是在花大头挣小头。
赵诚明口头上跟他解释不明白,让他继续看看数据表格。
这一看,杨御蕃倒抽一口凉气。
商税古已有之。
在大明,商税大体上能分为两类,一类是过税,一类是住税。
过税就是向过往商人的商货收税,从船只上收税。行商过境时候需要缴纳的税赋,就叫过税。
住税是指货物落在地方,停留、储藏在铺头中,或设摊售卖之时需要缴纳的各种税。
但老百姓自给自足的一些东西不在此列,像是农具和书籍这些东西。
杨御蕃发现,关于商税,赵诚明自行拟定的比明廷要详细得多,而且有相关完善的法律。
农具和书籍也要收税的。
但是农具的价格要比大明别处低,但质量更好,因为有炼钢厂。
另外收税时也极为正规,开的发票、盖的章等,都无法仿制。
逃税是重罪。
杨御蕃发现,收取的税负竟然远远多出役厂的支出。
他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
他是不能明白靠基建拉动经济的原理的,只是他觉得这法子很好,被赵诚明执行得很好。
除了商税以外,还有一些别的收入。
赵诚明治下许多地方靠海,也有一些地方江河湖泊比较多,比如汶上、东平等地皆是如此,还有琴岛市、文登等等。
这些地方还要收取渔课,明廷也收取渔课,但不同的是,赵诚明收取的更少更合理,另外没有渔贡。
因为没有皇室,也没有王室,就不必上贡。
酒醋等行业,也要收课税。
在赵诚明这里,早已不是传统的五行八作。
那太笼统了,赵诚明这里更为详尽。
赵诚明这没有宫廷与宗室的支出,这又少了很大一笔支出,不能小看这笔支出。
比如此时京城,皇室最基本的饮食、服饰、车马,这是基础性的支出。
此外还要包括庆典、巡幸、赏赐等费用。
宫中还有各种庆典,登基、婚配、正旦、册封等等节日。
此外还包含了宫殿的修建、修缮,皇帝的一些享乐性支出。
这些在朱由检身上倒不明显。
此人是按“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但是在万历年间时,比如万历初年,大明户部的税额是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而内府税入是六百万两,内府所入相当于户部税入的百分之四十一。
也就是说,皇帝的个人收入几乎达到了国家税收的一半。
这些都用在皇帝的个人消费支出。
当然,说是他个人,其实也包括他身边的人,包括皇后、妃子、太监、宫女等等,以及各种庆典。
再说宗室,这表格上面记录也极为详尽。
杨御蕃看到在明嘉靖八年的时候,玉牒中的宗室成员是八千零三人。
而在明隆庆三年的时候,宗室的数目则是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人。
而到了此时,也就是崇祯十四年,数据上统计的是,朱元璋的直系后裔中的男性成员,大概在十万人开外。
不说此时,单说嘉靖年间,天下税供,光是京师粮食就有四百万担。
可每个州府给宗室的禄米就有八百五十三万担。
当时山西留存的粮食有一百五十二万担,可需要支给宗室的粮食就要有三百一十二万担。
在河南留存的粮食有八十四万担,而宗室则有一百九十二万担。
杨御蕃震惊地问:“那现今呢?”
实在是,这个数目太夸张了,宗室所需,竟然多出了地方的税收?
赵诚明摇头微笑说:“不得而知,记录不过来。我没有那么多人手,只能是大概估算。”
下面还有官员的俸禄和军饷。
杨御蕃一一对比,再对比赵诚明治下情况。
杨御蕃终于找到了一个驳斥点。
杨御蕃指着电脑屏幕说:“如此看来,你只占据区区山东一处,这新设的官吏薪俸,乃至于军饷,便十分庞大。”
赵诚明痛快地承认:“正是如此。”
杨御蕃说:“如此糜费,若是有天灾人祸,岂不是……”
他意思是,岂不是和明廷一样捉襟见肘?
赵诚明一听乐了:“杨兄莫非以为此时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吗?”
杨御蕃被噎得说不出话。
明廷遭灾,赵诚明治下的山东地区,难道就不旱么?
杨御蕃就在山东,他自然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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