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当小编 第469章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是苏联经济的主管部门，需依照国家计划和社会发展，并需考虑不同产业和地区的原则，粘合中央管理和经济自主的企业、协会和组织。”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索科利尼科夫所带的交流考察团、唐华带的中国计算机技术小组在进行交流。

中国1953~1954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数据整理的速度极快、错误率极少、普查信息量大，这当然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尤其是在人口普查中建立的远程计算机通信网络，在普查结束后用于国务院、国家计委的通信交流，这让苏联人也很感兴趣。

经过唐华的解释，现在苏联同志决定要从以往的买单台计算机、买“局域网”小组机的模式，转为买一整套系统，包括了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设备和架构、数据交换设备、存储服务器等等在内的一揽子合同。

为了给苏联国家计委订制这样一套系统，当然需要先搞清楚客户的需求。

所以苏联同志就来和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小组碰头开会。

“以现在的五年计划为例，”索科利尼科夫说，“我们的五年计划分为七个部分，67个生产核心，1340个产品门类，六万个独立产品。”

“五年计划的第一部分是生产，制定生产计划就意味着几万个商品的性质标定。”

“第二部分，使用，核心是编制平衡表，包括国家计委编制的主营商品的平衡表、物资供销机构编制的全国所有商品的平衡表、此外还有国家物资供应局和各部委编制的其他类商品平衡表。”

“第三部分，劳动力分配。”

“第四部分，投资计划。”

“第五部分，技术发展目标。”

……

唐华和小组成员一边听一边简单地记笔记。

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之庞大、结构之复杂、运转之困难，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家。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引入计算机和网络，也需要海量的计算机支撑。这是大好消息。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苏联计划经济的管理体系有40多个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全联盟部下属280个管理总局，联盟兼共和国部下属400个管理总局。管理层级方面，工业管理最多的为六级管理，一般的在四到五级。”

唐华抬头连看了几眼这位考察团中的苏联国家计委委员、在计委副主席之后第二个发言的专家。

嗯，他是197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苏联的计划经济不只是制定计划，而且它还用极其高深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计算计划中所涉及到的参数。

苏联计划经济，其实可以说是由线性规划和运筹学科学来支撑的。

1938年康托罗维奇提出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解乘数法，从此苏联国家计委就试图构建物质产品平衡体。之后又不断改进计算方法和软硬件措施。最终目标是——

计算出人类（苏联）生产的所有商品当中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各是多少。

这意味着什么呢？……还是打个比方吧。

这个计算的难度，和求出三体运动的较长期精确数值解的难度差不多。

因为商品与商品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而且影响链条极长。生产一把勺子，不锈钢后面是碳素钢，后面是铁，后面是铁矿……原材料这一块其实很简单，复杂的是人。生产勺子需要劳动，一个工人的劳动成本后面……是这个工人需要消费的几百种生活必须的商品，每一种商品发生了变化，人工成本就应该变化。

是不是很崩溃？

苏联显然没有因为计算量太大而停止暴力计算法的尝试，60~70年代的OGAS、70~80年代的ASDR，一直算到苏联解体。

算到苏联解体当然算不完。按照苏联国家计委的最终目标，大概每个五年计划需要用天河III号算20年吧。

你以为用20台天河III号就可以把这事儿在一年内搞定？想得美。

计算所有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含量只是获取了计划经济“完美运行”的基底数值。

说极端一点，苏联大马路上，一个工人掏出卢布从黑市的另一个工人手里买了块手表，这种“计划外”的行动马上就会导致整个计算出来的数值体系reset。

……

康托罗维奇发言，当然话题很快就转到数学和计算需求、通信需求方面去了。

“……总之，我们所需要的计算机系统，需要对线性约束条件下线性目标函数的极值问题求解有特别的优化。”康托罗维奇说。

唐华：“没有问题。但是，我想您也估计到了，计算机系统并不能无限精度地求解这些线性方程的数值解，而是需要一个近似值。”

“唐华院士，影子价格与决策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在线性规划的对偶问题中，这一对关系一直是个谜。您的看法如何呢？”康托罗维奇说得越来越放松，干脆开始探讨学术。

“康托罗维奇院士，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并不多，”唐华摇着头婉拒，“虽然我是中国的计委委员……但不是负责经济计算的。对于影子价格，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来表达或者说来定义似乎更简洁一些。不如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你们提供国家计划委员会所需的数值精度范围，我们依据这个数值精度范围，来为苏联国家计委配备相应计算能力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群组。”

第七十四章，勉强算工业国了吗

1952年，中国准备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派出考察团拿着草案去找苏联国家计委请教时，苏联同志就向李复春全盘讲过这些，告诉中国同志们“这才是正确的五年计划编制方法”。

然后……李复春带的团队在苏联接触苏联国家计委一段时间，主动放弃。中国无法像苏联那样编制国家计划。

如果像苏联那样编制五年计划，成千上万的指令初稿、意见稿、修改意见飞来飞去，还有数不清的党委、政府机关、企业、工会，不断的组织开会。这还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国家计划会变得越加复杂。

李复春最后也只能发电报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主席高山：咱太笨，学不来。

国家缺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尤其是精通数学和经济学的高材生。

不要说高等教育了，当时初中以上文化的干部都不多。

苏联的计划经济必须由科学家牵头，进行巨量的统计，发布巨量的精确生产指令和调整指令。（如果有可能，苏联希望在统计完毕之后先进行一番计算）

这就意味着1953年的中国玩不转这一套。

真实历史上，到1958年中国也没玩转这一套，后来就干脆放弃治疗，走自己的“粗糙计划经济”或者说“佛系计划经济”去了。

但怎么说呢……

1949年到1978年，“粗糙的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工农业产值增长率高于苏联“正确的计划经济”。这29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就不用说了，29年里有4年的经济增长率是负数，就这样总增长率还高于苏联。

去掉苏联奶中国的那些年头，1962年到1978年，中国的总增长率也高于同期苏联。

或许这里面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粗糙计划经济的不精确性——在计划的每一个环节，产生的或者预留的误差，才是事情的关键。

……

唐华暗中下了决心，只要还允许回到这条轨道，那中国还是继续“佛系计划经济”的路子比较稳妥。

理由也不难找。虽然现在中国是苏东的计算机设备供应国，不缺计算能力，可咱缺有文化的干部啊。

也缺编制这么庞大的一群干部的工资。

与苏联国家计委的交流持续了很长时间。

虽然打算走“佛系计划经济（去除bug版）”的道路，但是和康托罗维奇聊数学模型和国民经济，还是聊得很投机。

康托罗维奇的算法和数学模型，现在仍是金融投资和资产核算的常用理论之一，当然华尔街的大佬们不会说他们在用康托罗维奇的理论炒股票，而是说在用解线性规划和拉格朗日体系研究股票。

“苏联国家运转所需的这几万种商品，我们打算先挑出3300种最耗费总劳动时间、对国家运转最关键的商品进行计算，”康托罗维奇说，“核算时，数据精确到千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