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我是蒋纬国 第348章

光靠武或光靠文都不行，必须文武相辅，对于西南四省，蒋介石肯定要动武的，目标放在了西康的刘文辉的身上，因为打他是名正言顺、出师有名。

桂军、川军、滇军都抗过日，都是抗日有功的部队，不能打，刘文辉的西康部队则不是，因为刘文辉的第24军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参加抗战，并且还“分裂国土、对抗中央”，打起来自然不会有舆论压力。

刘文辉对蒋介石一直态度强硬，他的西康省对国民政府实行“经济上开门，政治上半开门，军事上关门”的对策，搞得蒋介石颇为愠怒，中日开战后，蒋介石调动刘文辉部队出康参加抗日（蒋介石也想借刀杀人，借助日本人的手削弱刘文辉的军事实力），刘文辉百般推脱，只捐款了五十万元，其余的就没有了，并且刘文辉在西康腹地大肆种植鸦片，贩卖毒品以积攒资金（蒋纬国虽然也制毒贩毒，但都是卖给外国人，刘文辉的鸦片是卖给本国人的），另外，刘文辉虽然经营西康时重视教育，但他在1939年时就对西康民众把税款收到了1997年（这比川军老军阀之一的刘存厚一口气把税款收到2050年要稍微“好点”），因此，中央军打刘文辉是理直气壮的，不但是“维护统一”，并且还是“吊民伐罪”。

如何打刘文辉？蒋纬国的办法是出动伞兵空降攻击，因为西康省“躲在”四川省后面，所以刘文辉肯定认为中央军在解决四川后才会对他的西康下手，而中央军在四川还没有完全平定的情况下就动用“飞天神兵”飞跃四川攻打西康，必定让刘文辉措手不及，同时还可以杀鸡儆猴，用刘文辉的下场来震慑部分不死心不甘心的四川军阀以及云南的龙云，一举多得。

雅安战役因此而爆发。

刘文辉的第24军主要下辖3个师，分别是第136、第137、第138师，此时第137师驻扎在康定，第136、第138师驻扎在雅安，两个师总兵力约3万，人数不少，但装备低劣。

当国军的庞大运输机群出现在雅安上空时，全城鸡飞狗跳、人群大乱，雅安毕竟是中国西南偏远城市，所以当地几乎所有人都没见过飞机，甚至不知道飞机是什么，看到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飞天铁鸟”，不得不让当地人惊恐万状，甚至有百姓跪地磕头、焚香祷祝“天上的神鸟”。

紧接着，机群展开空投，三千多伞兵犹如仙女散花般遮天蔽日地空降向城内，如此画面，“不亚于天兵天将从天而降”，更是让城内炸开了锅。

空投完伞兵的机群并没有立刻离去，而是反复地盘旋在城市的上空，向城内的刘文辉部官兵进行恫吓和震慑，炫耀中央军的强大武力。

普通百姓惊恐万状，驻扎在这里的刘文辉部官兵也是惊恐不已，刘文辉本人、第24军参谋长伍培英（也是刘文辉的女婿）、第136师师长陈光藻、第138师师长唐英毕竟是高级将领，这点见识还是有的，立刻明白这是中央军的空军运输机和空军伞兵，虽然没有被吓到，但也被惊到了，继而齐齐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落地后的伞兵们犹如虎入羊群，凶猛地展开攻击，遇到刘文辉部官兵，立刻喝道：“我们是中央军！你们敢打中央军？就是叛军！中央军的大部队马上就要来了！你们想被枪毙吗？立刻投降！投降不杀！”

毫无斗志的刘文辉部官兵纷纷举手投降，几个伞兵就俘虏了上百个刘部官兵。

部分刘部官兵在晕头转向中展开抵抗，主要是对刘文辉忠心耿耿的第138师师长唐英的部下，但根本不是伞兵的对手，哪怕人数是伞兵的几倍，也被这些武装精良、战力凶悍的伞兵打得落花流水，手持冲锋枪的伞兵尽情地用子弹扫射手里只有汉阳造甚至火绳枪的刘部官兵，打得对方完全无法招架。

混战中，唐英亲自督战，结果被伞兵里狙击手一枪射杀毙命，第138师纷纷作鸟雀散。

“我们是中央军！你们对我们开枪就是叛军！想打就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央军大部队马上就来了！...”战场上，伞兵们毫无惧色地大喝大喊，气势碾压对方。

“参座..”第136师师长陈光藻慌乱地看着参谋长伍培英，“真的打吗？真打他们的话，我们就是叛军了！”

伍培英长长地叹口气：“投降吧！打下去根本就没什么意义的！”他心知肚明，顽抗到底，根本没有好结果，这场所谓的“西南事件”，西南四省其实都没打算真跟中央军开战，因为那么做的话，一来必败无疑，二来身败名裂，所谓的“百万大军”，只是进行胁迫而已，另外，伍培英也知道，真打的话，原本应该是桂军、滇军、川军顶在前面，地方军对中央军主动开枪是性质非常严重的事，确实就变成叛军了，此时，桂军退出、滇军按兵不动，川军纷纷投降，西康军第一个开枪，后果无需多言，伍培英对此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再加上他相信了伞兵们说的“中央军大部队马上就来了”的话，更加毫无斗志，所以下令全体投降。

雅安战役在一个小时内就结束了，第24军参谋长伍培英、第136师师长陈光藻等高层将领带着第136师、第138师向伞兵们投降，此战，国军伞兵旅伤亡了80多人，刘部官兵伤亡了400多人，一场干脆利索的胜利。

刘文辉本人在雅安战役爆发时惊慌失措地命令伍培英在雅安指挥第136、第137师进行抵抗，自己则带着独立团（相当于他的卫队）急匆匆地逃去康定，准备进行最后打算，但他万万没想到，逃到康定的他受到的迎接是第137师师长刘元塘的枪口。

刘元塘在此战前已经被蒋介石重金收买了，雅安战役爆发后，刘元塘立刻在康定通电全国“拥护统一、归顺中央”，并且把自投罗网的刘文辉给活捉了。

仅仅一天时间，西康省的刘文辉割据势力被瓦解，国民政府成功地收复西康省。

事后，刘文辉因为“违抗中央命令、试图分裂国土、破坏国家统一、种植和贩卖鸦片、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侵吞国防经费、残害百姓”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文辉这只“鸡”被杀，极大地震慑到了还在四川不死心不甘心的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实力派人物，以及远在昆明的龙云。

尽管龙云不断发电报给邓锡侯、潘文华“川滇唇亡齿寒，川省有难，滇省自然全力援助，实现川滇联合以求自存”，但邓锡侯、潘文华都已经心灰意冷，先后宣布“解除兵柄、归顺中央”。

蒋介石基本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地拿下四川，持续二十一年的四川军阀历史彻底结束，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从此在四川省畅通无阻。

成功地稳住广西、拿下西康和四川后，蒋介石豪气大振，随即一边整顿川康一边马不停蹄地对云南下手。

七月中旬，中央军四个集团军气势汹汹地压向云南，形成泰山压顶之势。

云南省主席、滇系领袖龙云在极度的愤怒、痛苦、慌张中一边不断地发电报给临近的李宗仁，请求“桂滇二省联合以求自保”，苦苦地对李宗仁说“川康已失，云南再无，西南大地只有广西形单影只且被中央军陆海两路四面被围，蒋介石得川望滇，得滇必望桂，届时，广西孤家寡人，如何抗拒？何不联合云南齐力抗拒？”为了打动李宗仁，龙云许诺以后云南财政收入拿出三分之一给广西；一边不断地发电报给蒋介石“求和”，希望云南能效仿广西，成立“云南自治省”，使云南得到广西的待遇。

对于龙云的电报，李宗仁虽然十分同情，但他已经做好了“广西形单影只、孤家寡人”的准备，所以婉拒了龙云的请求；至于蒋介石，他完全没有理由放龙云一马，他回复龙云“云南只有两条路，一是像四川那样和平解决，一是像西康那样武力解决”，同时，国军轰炸机反复“轰炸”昆明，机群铺天盖地，引擎轰鸣声响彻全城，投下大量的传单，除了投给云南军民的，还有投给龙云本人的，出自滇籍军界耆宿黄毓成的手笔，上面道：“舟公治滇七哉，政绩斐然、爱民如子，世所公认，积极抗日，更是令举国称赞，大显我云南男儿之热血忠骨，如今，全国统一大局已是势不可挡，战事一开，云南大好河山必定化为焦土，千万忠良百姓必定生灵涂炭，舟公乃滇人，爱滇之心，旁人无出其右者，又何忍坐视云南遭受兵灾战火？...”

看完这份传单，龙云久久不语，最后叹息道：“罢了！罢了！希望云南到老蒋手里后能比在我手里更好吧！”他也选择放弃抵抗，因为知道抵抗是徒劳无用，还会连累云南百姓。

7月20日，中央军开进云南，宣告云南军阀历史结束，中央军令政令从此在云南畅通。

由于龙云在关键时候顺应大局，因此蒋介石事后给予其比较优厚的待遇，任命其为第九军区副司令长官，并给予其三十万元的嘉奖，使得龙云虽然失去“云南王”的宝座，但锦衣玉食。

半个月内，西康、四川、云南三省的地方军阀全部被铲除，国民政府正式收复川滇康三省，获得了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六千三百多万人口、丰富的资源等。

整个西南，只剩下广西的桂系，整个中国，军阀也只剩下了桂系、马家军、盛世才、乔巴山、西藏五家。

国民政府对全国展开的实质性统一行动取得前所未有的极大成果，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大部分地区（除广西，广西属于华南）、西北部分地区（陕西）都被国民政府给实质性地控制。

第420节 平定西南（3）

蒋介石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平定了桂川康滇四省（广西不算被平定，但在川滇康三省被蒋介石平定时没有“捣乱”，并且从此走上了一条安乐死的道路，也可被视为是蒋的胜利），蒋纬国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功臣，按道理，授他青天白日勋章并把他晋为中将都是绰绰有余的，但蒋介石对他还是“一毛不拔”，毕竟蒋纬国实在太年轻，功劳再大，勋章也不能拿得太多，军衔也不能窜得太快，所以蒋纬国再次做了“无名英雄”，但他无所谓，反正他也没受委屈，六省一市的地盘和“华北王”的宝座给他了，南京军这支庞大兵团也给他了，蒋介石的绝对信任同样给他了，比起这些，勋章、军衔之类的东西根本就是浮云。

实惠的东西里，除了钱，蒋介石能给蒋纬国的都给了（因为蒋介石自己也穷巴巴的，没钱给蒋纬国），蒋纬国很知足。

西南四省被平定后，蒋介石忙得不可开交，他要彻底消化这四个省（蒋介石对川滇康三省的“消化”和对广西的“消化”是两码事），主要就是军队和人事，除桂军还保持原状，川军（包括西康省军队）和滇军开始被他大刀阔斧地肢解、分解、溶解，毕竟军队最为重要，没了军队，军阀势力自然就不存在了；其次就是人事安排，川康滇三省的军政高层肯定遭到大幅度的调动、变迁、撤换。

广西省主席自然还是桂系三杰之一的黄绍竑，至于川滇康三省，为安抚三省旧军阀势力，蒋介石任命在四川很有威望并且比较爱民、做事诚信公道的邓锡侯担任四川省政府新主席（肯定不会给军队给邓锡侯，邓锡侯完全转入政界，彻底地脱离政界，副主席是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任命龙云继续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任第九军区副司令长官（跟邓锡侯一样，都没有军权，两个职务都是挂名的，云南省政府副主席也是蒋介石的心腹人员），任命王陵基为西康省政府新主席（无军权），任命潘文华为重庆市的新市长（无军权）。

一时间，川康滇三省“皆大欢喜”。

除了刘文辉，基本上所有人都得到“稳妥安置”。

军队编遣方面，根据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协议，桂军以后继续保持2个集团军的编制（第11、第21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下辖3个军，每个军下辖3个师，这样，桂军正规军总计18个师（三团制，一个师一万余兵力），规模不小，总兵力20余万，另外，李宗仁会继续维持广西的民团制度，使得桂军拥有10万余预备役兵员，对此，蒋介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川军有4个集团军，西康省部队有1个军，滇军有2个军，对于这些部队，蒋介石肯定统统裁撤掉，毕竟都是地方军，继续存在让他不放心。

不过，几十万军队，裁撤起来是很麻烦的，也是很复杂的，关系到太多人的饭碗，一下子都砸了，既是重大的负担，也会产生很多乱子。

在这件大事上，蒋纬国启动他的“超时代智慧”，给蒋介石出谋划策，采取了很稳妥的方案，对于川军（包括西康部队）和滇军原先的几十万军人，蒋纬国拿出的编遣安置方案是这样的：

第一，进行检查，年龄太大或太小、身体瘦弱或有伤病的、家中独子的都强制性退伍，不愿意继续当兵的都进行遣散退伍；对于这批退役军人，每人分发一年军饷（中央军的档次）作为退伍费，同时提供后续的福利补贴，比如，选择回家务农的，家中如果田地不够，可在接下来土改运动中分到土地，选择做工人的，中央政府会开办技工学校，教导学习工匠技术，还可以在退伍后通过考试加入警察部队等，毕竟，太多的军人除了打仗根本就不会别的谋生之术，强迫他们离开军队，等于让他们丢了饭碗、没了活路，肯定要让他们学会一门手艺的；

第二，经过第一步的遣散，剩下的都是愿意继续当兵并且身体比较精壮的军人（其中很多都是拥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全部打散，补入中央军部队里，从而完成中央军地方军的全面融合（蒋纬国在此过程中以权谋私地捞到几万“质量最好”的精壮老兵补入他的南京军）；

第三，经过第一步和第二步的遣散，还剩下十来万“质量不高”但“质量合格”并且想继续当兵的军人，蒋纬国创造了“劳动旅”这种新部队用以安置这些军人。

所谓“劳动旅”就是军事化管理的、属于军队的“工农部队”，分为农业旅、工业旅、交通旅等，一边接受军事化训练，一边参加生产劳动，比如种植农田、建筑工程、修路等，这些军人一方面拿到军饷，一方面还能拿到工资，虽然较苦较累，但报酬也比较丰厚（相当于把这些冗余的军人当成军事化民工进行安置使用，实际上，这些“劳动旅”也充当了正规军预备役部队的作用；之所以是“旅”而不是“师”或“团”，因为师太大，容易再度滋生地方军势力，团又偏小。

）。

蒋纬国的以上这些对策，都是非常人性化的，也是十分温和的，相当于一套专业制度，让那些军人们逐步地退出军界，又给了他们一条活路，阻力自然比一裁了之轻的多，实际上，蒋纬国的这套编遣方案拿出来后是大受欢迎的，大批川军滇军交口夸赞“二公子真是仁厚”。

以上这些对策是针对川军滇军的广大基层官兵，对于中高层军官和将领，蒋纬国同样拿出了十分稳妥的方案，比如，发退伍费退伍，跟基层官兵一样回家务农或进技工学校学习，经过政治培训后转入政界，申请创业费，办企业、开工厂，转入商界，进入军校培训，继续在正规军部队里服役，调入劳动旅工作...等等，多种多样化，争取把每个人都安顿好，并且，把他们安顿好也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好事，如果直接撵出军队，肯定产生各种后患。

原先川军滇军里的优秀将领，自然可以继续在国军里指挥部队，当然了，不再是老家的部队。

这场对川军（包括西康省部队）、滇军的大编遣活动持续了三个多月，涉及人员超过七十万，最后，约一半退伍，还有三十五万多继续留在国军里，其中十几万被打散进国军（中央军），还有二十来万被改编为30个劳动旅（四川20个，云南8个，西康2个）。

实际上，这场川军滇军的大编遣是国军同期展开着的“陆军大整顿”的一部分，被涉及的不只是川军、滇军，还有原先宋哲元军队的残部、韩复榘军队的残部、阎锡山军队的残部、陈济棠军队的残部等众多先后被消除的地方军阀的部队（桂军算是接受了半整顿），基本上扫荡了国统区内部还残留的地方军派系势力，蒋纬国设立的“劳动旅”其实共有50个，还有20个在别地。

经过这场大编遣、大整顿，严格意义上的“川军”和“滇军”已经不存在了，原先的川军滇军余脉部队都得到了稳妥的安顿，或退伍，或分散打入中央军，或被改编为劳动部队，完全地融化掉了，在此之后，四川、西康、云南的中国军队就是中央军，并且为杜绝再产生地方军势力，中央军部队里的兵员都是混杂的，每个师、每个旅甚至每个团、每个营的兵员都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省份不同地区。

中央军当然会从四川、西康、云南招兵，但都进行混编，不会出现一支部队的官兵成员都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情况（包括南京军）。

原先历史上，在1947年5月5日（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初），南京曾发生著名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国军400多名高级军官（很多是将军）集体到中山陵前向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进行哭诉，哭诉他们为国家出生入死后却被国家抛弃、无人问津、饥寒交迫的凄惨现状。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因为抗战结束时，国军共有800多万人，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裁军（很多人说蒋介石此举是重大错误，因为国共内战快爆发了，国军居然还要裁军，实际上蒋介石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八年抗战把国家打得一贫如洗，国民政府养不起这么多的军人），导致大批军人被强制性退伍，他们中大部分者除了打仗，没有别的特长，加上国府财政吃紧，没有给他们太多的退伍费，没有稳妥地安排好他们，使得他们在离开军队后基本陷入贫困交加中，尤其是伤残军人，更是生计艰难，所以他们深感不公和委屈，因此向国父进行哭诉，并且很多人因此而产生了怨恨心理，流传开一句话：“此路走不通，去投毛xx，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毋庸置疑，蒋纬国此时遇到的问题跟蒋介石在原先历史上抗战结束后遇到的是一样的，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

除了安顿好川军滇军的现役军人，蒋纬国也没有忘了那些为保家卫国而贡献出生命的、伤残的川军滇军官兵们。

在蒋纬国的努力实施下，川军（包括西康省部队）、滇军以及桂军都跟南京军以及整个中央军、整个中国军队一样，修建忠烈陵园、忠烈纪念碑、忠烈纪念馆、忠烈祠，全力地寻找阵亡了的川军、滇军、桂军的遗体，稳妥地安葬，优厚抚恤其亲属家人，为伤残军人开办职业技校，教导其谋生技能，为忠烈的孩子们开办忠烈学校提供免费教育等。

蒋介石没有处理好这件事，蒋纬国则处理得很好，倒不是因为蒋介石没有蒋纬国聪明，而是因为蒋纬国有一样东西是蒋介石没有了：钱。

蒋介石也不是不想处理好这件大事，但他财政极度紧张，想处理好也没办法，蒋纬国则不同，他虽然同样资金吃紧，但他是有财源的，编遣川军滇军和安顿川军滇军桂军的阵亡官兵、伤残官兵、忠烈家属亲人让蒋纬国前前后后再次放血，足足花了七千多万美元，但他不心痛，因为他是怀着虔诚恭敬的心态去做这事的，因为他知道，这是那些为国捐躯的、为国伤残的地方军官兵们应得的，他们在战场上对得起国家，国家也必须对得起他们，不能让他们寒心，不能让他们死不瞑目，不能让他们流血后又流泪。

值得一提的是，发钱这事，蒋纬国没有直接给地方军的长官们，而是专门派人挨家挨户地送上门的，一来可确保不会遭到贪污克扣，二来可收买地方人心，确立国府的恩德（逻辑是现成的：比如桂军，蒋纬国把抚恤桂军的钱给李宗仁，再由李宗仁去发钱，桂军官兵们肯定是感激李宗仁而不是蒋纬国，蒋纬国的钱就被李宗仁拿去做顺水人情了，肯定不划算。

）。

蒋纬国在西南不止花了七千多万美元，累计是两个七千多万美元，因为他还要投资“西南大开发”。

西南的川康滇黔桂五省（广西其实属于华南地域）都是资源丰富的宝地，如今既已经回到中央手里（广西此时对中央的态度是“军事半独立，政治服从，经济全面合作”），自然要好好地开发、经营、建设、发展。

在蒋纬国的请求下，加上蒋纬国在华北的成功先例，蒋介石批准蒋纬国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这四省也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需要注意，华东、华中、华南暂时还没有进行土改，因为这三地区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传统势力根基，涉及到国民政府内部和国民党内部太多大官僚的切身利益，在这三地区展开土改会遭到很大阻力，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绝大部分军政要员的势力都分布在华东、华中、华南，他们霸占的大片土地基本上集中在华东、华中、华南，蒋纬国暂时还不能“动”这三地区，否则会引起极大的抵触和反弹，全国全面并且同时进行土改是不切实际的，需要循序渐进。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改的地方主要就两个，一是蒋纬国的华北六省一市，二是西南川康滇黔四省，前者在战争中被日本人扫荡过，已经是“干净的地方”，后者原本都是地方军阀的私人地盘，被中央军“扫荡”过后也已经是“干净的地方”，所以都能进行土改，都不存在太大的阻力；除了华北和西南，在蒋纬国的努力下，广东、福建、陕西等几个被国民政府国民党官僚集团染指程度较轻的省份地区也逐步地展开了土地改革。

）。

除了土改，开矿、建工厂、办企业、修路...在川康滇黔桂五省内自然是“一个都不能少”，四川的金属、天然气都储量丰富（钛矿储量是全国第一、世界第一，占世界总储量的82%），云南和广西的有色金属都非常丰富，云南的烟草和云南白药更是全国著名，并且云南和广西的旅游资源同样非常丰富，贵州的煤炭、稀土、铝矿、磷矿...也是全国名列前茅的。

蒋介石拿下西南，蒋纬国是第一功臣，蒋纬国并不会跟蒋介石伸手要西南四省，但他的那些大公司、大企业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在国民政府国民党众多官僚前进军西南，继而垄断了西南，在经济上基本上控制了西南（其实蒋纬国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等地的势力也是很大的，他没有用军队进行控制，而是用经济进行控制。

）。

正当蒋纬国在武汉、重庆、成都、昆明忙得焦头烂额时，北方出事了，并且是大事。

早在七月初的时候，海统局就刺探到一份重要情报：苏军正向其驻远东部队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地输送军械、物资、人员，西伯利亚铁路线的运输量是以前的三倍，并且与日俱增，很明显，苏军高层在抓紧时间加强远东部队。

对此，武汉国军高层和南京军高层都极度重视，虽然苏联曾在中日战争期间援助中国，但所有人都知道，苏联绝不是中国的朋友，苏联及其前身俄罗斯帝国都是中国的巨大隐患，是屠杀中国大量平民、侵占中国大量国土、掠夺中国大量财富的世仇敌人，对中国的残害和威胁都不亚于甚至超过日本，因此，苏军突然大力地加强远东部队，不得不让中国高层深感警惕和不安。

经过反复的分析和推测，国军高层认为苏军此举共有以下五个可能性：

第一，苏军只想加强防御，毕竟，中日已经议和停战，这是公开的事，中国日本不再打仗，两国都成为苏联远东大后方的威胁，甚至，德中日意四国联盟的机密已经被苏联当局知晓，所以苏联当局感到如芒在背，中、日都是苏联的远东威胁，本来，中日仇恨不共戴天，苏联可以在其中挑拨离间、煽风点火，让中日持续开战，但中日居然握手言和甚至化敌为友，这个特殊情况使得苏联远东大后方遭到的威胁大大增加了，苏军不得不加强力量，进行防御；

第二，苏军意图主动出击，目标是中国；

第三，苏军意图主动出击，目标是日本；

第四，苏军意图主动出击，目标是已经暗中结盟的中国和日本；

第五，苏军意图主动出击，目标是中国，并且勾结日本人联合侵华。

在对五个可能性进行研究后，国军高层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最大，第三种可能性其次，第二种、第四种、第五种可能性都不高。

因为，第二种的话，苏联就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了，不但出师无名，并且注定失败，中日战争已经证明中国不是软柿子，眼下在背后还有德国（也可以算是日本）的支持，另外，苏联虽然跟中国全面接壤，但苏联的核心是在东欧，在远东打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是没有这个能力的；第四种的话，可能性比第二种更加低了，因为苏联侵略中国都很危险，自然不会在远东同时跟中日开战，相信苏联当局已经觉察到了中日可能联合的可能性，中日联合是苏联当局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如果中日实际上没有联合，苏联却同时打中日，岂不是逼着中日联合起来对付苏联？斯大林虽然残暴、冷酷，但很精明，他是不会干出这么愚蠢的事的；第五种是中国的噩梦，苏日联合侵华，并且理论上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根据海统局对日本人的监视，可以确定，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并没有证据显示日本人准备再次侵华并且是和苏联合伙起来侵华，日本人正按照中日协议，向中国转让军械武器，东北境内和朝鲜境内的日军都没有增加，日本国内也没有新建日军师团，不排除日本人这是在故布疑阵，想要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假如苏日联盟了，可能苏日约定由苏军先发动进攻，日军暂时按兵不动，从而迷惑和麻痹中国方面，等苏中开战，日军再迅速组建部队投入中国战场），不过，日本人这么做的话，意味着撕毁了四国联盟条约，彻底地得罪德国人，德国会彻底放弃日本、援助中国，战争会变成中德联合对抗苏日，从日本利益角度出发进行考虑，日本人这么做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日本人也仇恨苏联人，很难做出这事。

反复研究后，国军高层们认为，苏联人此举基本上只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苏联人只想加强远东的军事力量进行防御；

第二，苏联人想对日本人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