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在他后面的卡顿没有回自己的车,而是直接拉开车门坐了进来。
富勒犹豫了一下,也跟着坐进了副驾驶。
车子驶入宾夕法尼亚大道后,麦考马克才开口:“百分之七十九,我们的总统先生真敢开口。”
他的声音比刚才在椭圆办公室里低了许多,但底下的不满并没有消散。
“费兰·罗斯福那个年轻人,把数据算得明明白白,1918年的先例、英国的资本利得税率、法国和德国的遗产税,每一条都堵得死死的,他不是在跟我们商量,他是把所有退路都提前封好了,然后告诉我们——‘就这一条路,你们走不走?’”
多顿语气比麦考马克更沉。
富勒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转过头来,脸上带着无奈:“问题是,我们真的能不走吗?”
“财政部的报告你们都看了,联邦财政那个缺口不是假的。”
“如果明年大选之前拿不出钱来推公共工程和救济项目,中西部那几个摇摆州可就很悬了,到时候别说最高税率了,我们连众议院多数党这个位置恐怕都坐不稳。”
多顿接过话茬:“可我们要是投票支持这种税率,那些金主第一个就不会放过我们,我选区的那个棉花商,去年一个人就捐了五万给地方党部,五万,富勒,你知道五万在选战里能买多少张报纸广告、多少场集会吗?”
车厢里沉默了一会儿。
车子驶过财政部大楼时,富勒透过车窗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花岗岩建筑,然后收回目光:“金主的事,我来想办法,但你们得明白一件事——今天罗斯福总统把费兰·罗斯福叫到椭圆形办公室来,两个人一前一后配合着把这件事摆到我们面前,这说明什么?”
“说明白宫在这件事上已经统一了立场。,果我们不配合,他们有的是办法绕开我们。”
多顿皱眉:“怎么绕开?税收法案必须经过筹款委员会,这是宪法规定的流程,他们绕不开。”
“他们绕不开流程,但他们可以绕开我们的人。”
麦考马克转过头来看着多顿,目光里有一种在国会山混了二十年的老辣:“你别忘了,筹款委员会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条心,那几个来自中西部的议员,他们的选区里有多少人支持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
“如果白宫真的把王鱼放出来,在那些选区里搞几场集会,你觉得那几个议员还会站在你这边吗?”
卡顿的嘴唇抿紧了,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麦考马克说的是实话。
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在中西部和南方的底层选民里拥有巨大的号召力。
如果白宫真的决定用王鱼来施压,筹款委员会里那几个摇摆议员大概率会选择站到白宫那边去。
到那时候,多顿这个主席的位置虽然还在,但委员会的实际控制权就会被架空。
多顿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种认命般的沉重:“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没得选?”
麦考马克没有直接回答。
他将那份税率对照表从卡顿手里拿过来,翻开看了一眼,然后合上。
“也不是完全没得选。”
他终于开口了,语气比之前更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的重量:“我们不能让法案被否决,那等于跟白宫彻底翻脸,但我们可以在税率上做文章。”
“比如尝试让最高税率从百分之七十九压到百分之七十二,资本利得税从百分之三十压到百分之二十五,遗产税从百分之七十压到百分之六十五,每一档都降一点,让那些金主觉得我们尽力了,也让白宫那边能说得过去。”
多顿想了想,摇了摇头:“罗斯福总统今天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他说得很清楚——联邦政府需要一笔新的财政收入,这是前提。”
“如果我们压得太狠,他宁可让法案在委员会里卡着,等到大选之后再说,到时候,背锅的还是我们。”
富勒插了一句:“那就在程序上做文章,把法案拆开,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审议。”
“个人所得税部分先过,资本利得和遗产税的部分拖到后面再说,这样至少能把最紧迫的缺口补上,也给那些金主一个交代——‘我们不是全盘接受,我们在争取时间’。”
麦考马克想了想,点了点头:“这个思路可以,先让个人所得税部分过,把联邦财政最急的那笔钱填上。”
“资本利得和遗产税的部分,我们可以在委员会里慢慢磨,磨到明年春天再说。”
“到时候如果白宫真的急着要那笔钱,他们自然会来找我们谈条件。”
多顿沉默了一会儿,最终也点了点头:“行,先这样,但还有一个问题——费兰·罗斯福那边怎么对付?”
“今天在办公室里,他那副样子你们都看到了,他把数据算得那么细,说明他早就准备打上这一场硬仗,如果我们想在程序上做文章,他肯定会盯着筹款委员会的每一步。”
麦考马克将那份税率对照表折好,放进西装内侧口袋,语气里带着一种老练的笃定:“费兰·罗斯福再厉害,他也只是NRA局长,他的战场在宪法大道那边,不在国会山。”
“筹款委员会的事情,还是我们说了算,他要想盯着我们,就得先把手伸进国会来,可国会不是他的NRA,他再厉害也不是想伸手就能伸进来的。”
车子终于驶入国会山前的那条林荫道,树荫将车窗外的阳光切成一片一片的碎金。
麦考马克最后说了一句:“回去之后,各自把各自选区的情况摸一遍,看看哪些金主反应最大,哪些选区压力最重,三天后我们再碰一次头,把方案定下来。”
没有人再提出异议。
车子在国会大厦台阶前停下,麦考马克第一个推开车门。他站在台阶下,抬头看了一眼国会大厦那面巨大的星条旗,然后迈步走了上去。
身后,多顿、富勒等人依次跟了上来,脚步声在石板台阶上响成一片。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罗斯福看向费兰,开口问:“你觉得他们几个,回去后会做些什么?”
费兰拖着下巴想了想后回道:“他们是民主党的干将,您这样发话了,他们不敢不从,但他们肯定不会老老实实照单全收,他们肯定还会搞一些小动作,不过没关系,这艘船,他们想上也得上,不想上也得上!”
罗斯福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接下来的时间里,路易斯·豪和霍普金斯分别提出了几个需要提前落实的细节。
比如财政部需要在法案提交之前准备好一份更正式的收入测算报告,比如白宫新闻办公室需要提前准备一套应对华尔街媒体攻势的说辞,比如霍普金斯需要在国会层面盯住筹款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记录。
费兰一一记下,偶尔补充一两句,直到下午将近四点,才起身告辞,回到自己乔治敦的住宅。
傍晚,一辆轿车来到了乔治敦N街。
车门打开,一名三十岁出头的男子走了下来。
他叫乔治·伦道夫·赫斯特,赫斯特的长子。
赫斯特最近感染了风寒身体不适,集团的业务都是他在打理,所以在听到费兰的召唤后,他便被父亲委派了过来。
说起来,这还是两人第一次碰面,一想到自己即将见到这位在美利坚呼风唤雨了两年半的年轻人,乔治是既感到紧张又有些期待。
思绪间,奥赛多走了出来,问道:“是乔治先生吧?”
“我是。”
“请跟我来。”
客厅里,费兰看着被带进来的乔治,立即起身,上下打量了亮眼。
乔治身形修长,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他的五官继承了赫斯特家族那种轮廓分明的特征,但比起他父亲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那种张扬而霸气的面容,乔治·伦道夫·赫斯特显得更加内敛。
“你就是乔治是吧?经常听你父亲提起你。”
乔治握住了他的手:“费兰先生,您好。很高兴认识您。”
“请坐。”
费兰招呼他坐下,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奥赛多端来两杯咖啡,搁在茶几上后便退了出去。
乔治坐下了,但他的脊背挺得笔直,显得有些拘束。
费兰看了他一眼,笑了笑:“你父亲怎么样了?”
“只是风寒而已,小问题,医生让他卧床休息几天。”
“回去后,请转达我对你父亲的问候。”
“谢谢费兰先生,我一定转达。”
“好了,让我们来聊聊正事吧。”
费兰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摊在茶几上,而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逐条向乔治交代了接下来需要赫斯特报业集团配合的行动部署。
他的语速不快,但每一个节点都说得极其具体——哪一天发哪一篇报道、用什么样的标题口径、哪些专栏作家需要提前打招呼、哪些地方版需要配合全国版的节奏。
乔治一边听一边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偶尔提出一两个技术性的问题,费兰便停下来详细解释。
当乔治终于合上笔记本,将那份文件折好放进公文包时,客厅里的落地钟已经敲过了九下。
他站起身来,向费兰微微欠身:“费兰先生,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先回去了。”
费兰点了点头,站起身来送他到门口。
乔治转身走出了大门。
那辆停在门口的黑色轿车发动了引擎。
乔治拉开车门坐进后座,将公文包搁在膝头,然后靠在座椅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想起刚才费兰交代的那些部署。
明天一早,赫斯特旗下的十几家报纸将在同一时间,刊发同一篇关于联邦财政告急的主题报道,以及后续的那些税务加征……
乔治的手指在公文包的锁扣上轻轻摩挲着,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明天之后,美利坚将会迎来一场足以撼动整个资本层面的大地震。
而这场地震,当然也牵涉到了他们赫斯特家族。
作为白宫在媒体战线上的最重要的盟友,赫斯特报业集团从两年前开始就已经跟罗斯福家族绑在了一起。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现在,他们没得选。
只能按照费兰的指示去做。
八月八日清晨,美利坚的早餐桌上,油墨未干的报纸被一双双手同时展开。
从纽约到芝加哥,从旧金山到亚特兰大,从底特律到新奥尔良……
赫斯特报业集团旗下十几家主要报纸,在同一天、同一版面上,刊出了同一种基调的报道。
《纽约美国人报》的头版标题是:“联邦财政告急——公共工程与救济金或将断流。”
《芝加哥考察报》的标题更直白:“钱用完了?华盛顿的下一笔救济款在哪里?”
《旧金山呼声报》则在社论版用了一整栏的篇幅,标题只有四个字:“国库空了。”
报道的措辞各不相同,但核心信息却高度一致。
联邦财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税收收入持续萎缩,公共工程项目的拨款已经捉襟见肘,农业调整局的补贴发放出现延迟,各州救济署的配套资金迟迟无法到位。
报道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政部高级官员”的话称:“如果收入端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年开春之后,部分公共工程将不得不暂停,救济金发放也可能面临缩减。”
报道没有提“加税”两个字。
一个字都没有。
但它传递出去的信息,却比直接说“加税”更具杀伤力。
因为它让每一个正在领救济金的人、每一个在公共工程工地上干活的工人、每一个靠着农业补贴熬过荒年的农场主,都开始担心一件事:下个月的那笔钱,还能不能按时拿到?
恐慌来得比预想中还要快。
纽约曼哈顿下东区,一个挤满了失业工人的救济站门口,排队的人群比平时多出了将近一倍。
一个穿着磨破外套的中年男人挤到队伍前面,抓着救济站工作人员的胳膊问:“报纸上说救济金要断了,是真的吗?”
工作人员解释了半天,但人群里的骚动并没有平息。
有人开始喊:“我们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就为了领这一袋面粉,你们现在告诉我下个月可能没有了?”
芝加哥南区的一个公共工程工地上。
几十个正在挖排水渠的工人围成一圈,看着工头手里那份《芝加哥考察报》的报道。
有人把铁锹往地上一插,嗓门粗哑地喊了一句:“我们在这儿干了一个月,工资还没发全呢,要是联邦的钱断了,我们找谁要钱去?”
工头试图安抚,但更多的人开始议论纷纷,工程进度在那天下午几乎停滞。
中西部的农业区,一些农场主在谷仓门口聚着,手里传阅着同一份报纸。
有人念出那段“农业调整局补贴可能延迟”的文字时。
一个上了年纪的农场主骂了一句粗口:“我今年就指望着那笔补贴还银行的贷款,要是这笔钱到不了,我的地就得被收走。”
旁边有人接话:“报纸上都说了,国库空了,华盛顿那帮人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而在纽约和芝加哥的金融区,反应则完全不同。
华尔街的交易员们在开盘前就看到了那些报道,一些敏感的经纪人在开盘后立刻开始抛售部分政府债券。
虽然规模不算大,但那种“政府可能会出问题”的恐慌情绪,比债券价格本身波动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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